2．妓女和元代社会
元代诸多妓女戏的产生，跟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系。蒙古帝国建立后，都市经济一度超常繁荣，使卖淫制度得到恶性发展，妓女数量随之陡增。元人就说，“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夏庭芝《青楼集志》）。
据《马可·波罗游记》，当时的大都，“新都城和旧都近郊公开买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而在杭州，街头亦妓女多多，“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她们的寄迹和行踪”。见载于《青楼集》中闻名当时的青楼女子，有110多个，该书尽管说是“纪南北诸伶”，但范围仅仅限于大都、维扬（今江苏扬州）等几个大城市。若论全国，实际数量可想而知。这些妓女，不仅仅是卖身，她们中有许多是艺妓，与文人多有交往，元杂剧中屡屡描写的“上厅行首”即属此类。 总之，社会上大量妓女的存在，是元代众多妓女戏产生的现实基础。
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前，仍处于落后的奴隶社会，来自汉族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对于元代统治阶层来说，难免隔膜，也要淡薄得多。尽管元蒙统治者为了有效统治全国而认真学习和实行过“汉法”，当像忽必烈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毕竟不多。因此，种种伦理观念上的松动也就很自然，如关汉卿笔下，谭记儿能以寡妇身份改嫁，就反映出贞节观念在当时社会的削弱。又如，“在婚姻方面，蒙古族的乱婚习俗冲击了程朱理学，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女子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暂时、有限的‘解放’。”（幺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爱情作品特征比较》，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妓女原本就比闺门女子更少羁绊，她们的身影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作家笔下，与此时代背景不无瓜葛。
当然，青楼女子对元杂剧的贡献，不仅仅是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她们中好些人本身就是杂剧舞台上的演员。旧时代，演艺者被称为“戏子”，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青楼”是妓门的别称，元杂剧演员大多是色艺俱佳的青楼女子，当时为女伶立传的著作取名《青楼集》绝非偶然。成书于1355年的《青楼集》，由夏庭芝著，记载了从元初到此书写成的近80年间勾栏艺人的事迹。
《青楼集》中记载的上百个色艺俱佳的勾栏女子，大多有着苦难的身世和低贱的出生，有的因家长犯罪而没入教坊，有的因饥寒交迫而沦落乐籍，其命运结局亦多悲惨，或抑郁早亡，或被卖为妾，或出家为尼，她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偏偏这些女子，又才艺超群，如名列该书卷首的梁园秀，“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所作散曲“世所共唱之”，她还长于书法，“喜亲文墨，作字楷媚”。她们中不少人擅演杂剧，如珠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燕山秀，“旦末双全，杂剧无比”；赵真真，“善杂剧，有绕梁之声”；王玉梅，“善唱慢调，杂剧亦精致”；李娇儿，“花旦杂剧，特妙”；平阳奴，“精于绿林杂剧”；米里哈，“回回旦色”而“专工贴旦杂剧”，等等。正是这些女子，同剧作家并肩创造了元杂剧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