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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与康熙:金庸的满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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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地会

  天地会是《鹿鼎记》叙事的一条重要贯穿线索。自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推重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为反满革命组织以后,探索会党起源的专著便不绝如缕,其中“天地会”(洪门)尤其引人注目。近世武侠小说的兴起,也率以此诡异隐秘之组织为嚆矢,如梁羽生代表作《七剑下天山》等。我曾撰文说: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这种l心灵感受尤为切肤,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金庸最初和最后的武侠小说都以“天地会”作为重要关目,并非偶然,只是对其评价却有天壤之别。和《书剑恩仇录》与《碧血剑》中的陈家洛相比,《鹿鼎记》中的陈近南虽然更加突出了他的统领才能、领袖权威及政治头脑,但也彰显他对于郑氏集团无条件效忠带来的局限与后果,因而处处受制于郑经,反而被他偷袭杀死的悲剧结局。这也涉及到天地会历史上的一些公案。

  近世武侠小说对于天地会的描述,大都源自民国年间一些书籍,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在天地会内秘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或雍正甲寅年(1734年)创立;另一说法是民国以后,洪门成员称其会创自郑成功;还有一种说法据档案以及清代官书记载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或三十二年创立。

  在《鹿鼎记》出版以后,天地会研究作为学术“热门话题”,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如中国社科院赫治清、罗熠据史料及田野调查,考释出天地会创始人实为道宗即万五,达宗即其兄长万龙(即天地会传说的万云龙)组织“万氏集团”,明末清军人闽时参与过南明政权抗清武装斗争及郑成功部队。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郑成功率大军北征南京,特以“万姓集团”的二哥万义(郭义)“督兵护侍”,“扈从左右”。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五“顺治十八年五月条”言:

  按:大兄即万礼。前礼等同盟,以万人同心,以万为姓。万礼即张礼,死南京。成功回厦,建忠臣庙享诸死者,以甘辉为首,次张万礼。后有人怨礼,言“其非战死,是逃履水,忙不及去甲,溺死,岂可与阵亡将士齿?”成功信之,遂撤去。

  这对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道宗等万姓兄弟来说,是极大的侮辱,无法接受。道宗在云霄县长林村建寺(高溪庙)开宗,超度亡灵,在仪式结束、群情悲愤的氛围中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以“万”姓归宗、歃血为盟的方式组建天地会。后来遂有“铜山之变”,即道宗在东山岛主谋,鼓动其盟兄弟蔡禄(万七)、郭义(万二)率万余精兵背叛郑成功,投降清朝。康熙甲寅(1674年)时任河北总兵的蔡禄因响应“三藩之变”,而为康熙密旨批捕杀害,道宗又再次改变政治态度,坚决反清,复兴天地会,为盟弟报仇。

  造成天地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终极目的的分歧。成功世子郑经实已放弃“复明反清”之战略目标,转而割据台湾,把持海上贸易,仿佛三国时代“割据江东”之孙权,而与道宗等天地会创始人“恢复汉室”、反清复明的“刘备信念”有根本的不同。故有郑经诱杀据守厦门、金门的堂叔郑泰,其子郑鸣骏及总兵施琅、黄镐遂即降清之举。郑经之子郑克填少年继位,懦弱无能,其下场不问可知。

  《鹿鼎记》中称韦小宝初遇陈近南,是在康熙除鳌拜后不久,当在康熙八年或康熙九年。小说中的天地会此时已是羽翼丰满、影响遍及全国的大组织了,如果再参照第一回,吕留良与顾炎武、黄宗羲见面时已谈及了天地会,其时应是康熙二年冬《明史》一案刚结案不久,这是在顺治朝时成立的:

  国姓爷(郑成功)昔日率领大军,围攻金陵,可惜寡不敌众,退回台湾,但留在江浙闽三省不及退回的旧部官兵却着实不少。陈先生(陈近南)暗中联络老兄弟,组成了这个天地会,会里的口号是“天地父母,反清复明”。

  这比较接近学者的新发现。难得“未卜先知”,用小说形式描述了早期天地会与郑氏集团的恩怨纠葛与和合分离的一段历史,也算是对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出的诠释。

  康熙与天地会纠葛渊源,牵涉到天地会《会簿》著名的“西鲁传说”。略谓康熙年问,“西鲁番作乱”,进逼潼关,康熙只好“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应征入伍,一举打退“西鲁”,但不要朝廷封赏,仍回寺中。不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只有18人死里逃生,后来剩下5人历尽艰辛,走到海石连天的长沙湾口,见海面浮起白锭香炉一个,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他们遂效法刘、关、张歃血盟誓,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西鲁”究为谁何,以及此事乃真实描述或者全然虚构,也争论已久,奠衷一是。近年关于“西鲁”之“鲁”应为“虏”或“卤”同音同义字的看法接近一致,但与“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相匹配的“西鲁入侵”事件,似非蒙古准格尔部之噶尔丹汗(也就是与韦小宝结义的那位想当“整个儿好”的蒙古王子)莫属。罗熠通过田野考察,认为这段传说的历史背景“可能就跟康熙时期迁界,为了防止郑成功和大陆的联系,为了隔断郑成功的经济来源,所以在康熙时期几次把沿海几十里的居民,都迁到内地,在迁界的时候,东山全部被迁到了大陆。在东山铜陵镇发生过悲惨的故事,大概古来寺也就被烧掉了”;“当蔡禄和郭义降清之后,康熙却将蔡禄及其亲信全部杀害。这恰恰是康熙十三年的事情,这样万姓集团又跟清朝结下了新的仇恨,所以,道宗后来又出现在清朝和郑经部队的战场上,为战死者收尸。此时的道宗又回到了反清的立场”;“反清、降清、又反清,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和清朝新的仇恨,这个怎么能对外人明白的讲出来呢,就用西鲁的故事,用康熙皇帝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故事掩盖过去了”。

  尽管如此,在政权更迭、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仍然会留有无数血腥和遗憾,不能简单以“明君”“昏君”,“有道”“元道”做一切概括。因此小说毕竟只是小说,不能当作历史来看。

  至于明末何以发生“鼎革”之变,几百年来一直都有引动肝火的争论,而“天不佑明”也是明遗民无法释怀的一个哀怨。明代灭亡当然有政治制度上的体系性原因,殆无疑义。只是20世纪的历史述说,把原因主要集中在“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说上,倒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美国学者魏菲德(Frederic Evans JR.Wakeman)《洪业》(The Great Enterpmse)有关国际性金融危机与晚明江南地区通货膨胀关系的论证,就是一个新颖的国际性视野。近年随着自然史探究的进展,又生出一些新的考论。我曾略略谈及“天不佑明”的几种自然力,比如万历至崇祯年间(1580-1744)太阳黑子的活跃程度,是否导致中国进入“小冰河期”,造成北方地区持续干旱、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牧马”的问题;以及华北地区地震频发,灾民数量陡增,而政府赈济不力,或者由于东南出口贸易受阻而无力赈济的问题;此外由于北方地区流行病大增,以致“鼠疫横行”,直接影响到京师及其附近地区明军战斗力大幅减员的问题,等等,都值得结合气象学、地质学、流行病学等其他专业史深入开掘,以便得出更加全面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来,而不是继续以某种固定的史学观念“定于一尊”。这里所谓“天佑”,又生发出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值得注意。金庸写作小说,当然无须顾及此节,面面俱到。但如欲以此演义“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一类的观念,恐怕就会成为问题。

编辑: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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