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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与康熙:金庸的满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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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金庸小说《鹿鼎记》,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和金庸本人的历史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康熙帝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金庸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态度;而从天地会人手,则可据此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上述两个角度在韦小宝那里形成了一个结点,从而使得《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

  一、引言

  《鹿鼎记》(1969-1972年)是金庸武侠小说“金盆洗手”的收山之作。倪匡认为“《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乍一看去题材上又轮回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内外大事。但其骨子的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绝然不同,他自己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坦陈: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鹿鼎记》书后又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试图以学者面目再次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并说:

  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这实际上就是对《鹿鼎记》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可惜金庸“学术性”文字至今未见揭诸公开文字。也许正因如此,《鹿鼎记》台面上的主角也由一贯的侠义英雄,忽而变为猥琐鄙俗的小家伙韦小宝,而以少年康熙作为全书的隐性主角,尤以他与天地会的恩怨纠葛作为历史背景和重要关目,风格亦为之一变。这当然是一种讨巧的构思。本文即以此作为立论要据,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二、康熙帝

  金庸所以为小说取名为《鹿鼎记》,当然是以《史记·淮阴侯列传》“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为典故(不知为何小说里金庸借吕留良之口说出自《汉书》)。清廷与郑氏抗清,天地会复明、三藩之变,渐次叙及中俄雅克萨之战等,似乎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谱系,也为他的“宏大叙事”拓展了空间。但是真正决定这场“逐鹿之战”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似乎并未在金庸充分考虑之内,这就是满汉文化的融合。

  我测度金庸对康熙的热衷,很可能来自60年代“红学”档案的“揭秘”。为了讨论曹雪芹家世之谜,宫廷档案中康、雍、乾三朝的密折曾成为学者追寻的一个热点。1966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斯彭斯(Jonathan D.Spence,中文名史景迁)的博士论文,即大量引用了康熙朝秘密奏折及批语作为论述依据。金庸也承认康熙对于奏折的批复及用语对他描写康熙性格起到了影响:

  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我想这也是他创造一个新的康熙形象的动力之一。应该说,康熙朝是清代转危为安的关键,或者今日竞技体育术语中的“拐点”。盖因清军虽以十万铁骑人关,但毕竟兵力有限,不得不仿照蒙元,“以汉制汉”,以种种方式笼络收编明军或农民军将领,以“论功行赏”方式奖赏勋臣,维持统治。但骨子里毕竟碍于人关之前制定的方针,严防如前朝辽金一样很快汉化的前车之鉴,生怕丧失民族特性及其特权,因而清初虽然大体据有中国主体,但在康熙初年鳌拜等“辅政四大臣”代政时期,反抗的明潮暗流始终涌动不息,其间大焉者为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北伐南京,在观音门赋诗言:“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后来功亏一篑。康熙八年在玄烨亲政、智擒鳌拜不久,人关之初制定的政令还未来得及调整转变,即遭逢了“三藩之变”(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其间吴三桂部改服明室衣冠,一度攻占云、贵、湘三省之地。耿精忠与尚可喜也先后响应,郑经也由台湾发兵渡海。半壁天下,为之变色。这应当是清廷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以前面临最严重的一次政权危机。小焉者即为天地会在沿海的频繁活动,甚至传言深入京师乃至大内禁苑,虽然查无实据,但是也为金庸搜罗作为素材。

  《孙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正是这种民族文化悬隔的深刻危机,使得康熙意识并决心抛弃前朝的政治理念及制度设计,开始着手融满人汉。这才是康熙成功的一个关键。当三藩败局已显,康熙决心不再给坐观成败、逡巡犹豫的江南遗民文士更多考虑机会了。《清史稿·选举四》述云:

  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辛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顒、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袝礼成,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后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行,实应者寡。

  康熙摸准了江南文士遗民的心理,毅然以前所未有的大举措,化解自顺治初年人关以来形成的文化死结。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一记述说:

  康熙十七年正月诏日:“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京内京外,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于是次第举送到京,月给廪饩。十八年,体仁阁集试诗赋,亲选彭孙通等五十人,命阁臣稽前代制科授官故事。

  并严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范围之广,颇有一网打尽、“野无遗贤”之意:

  康熙十八年三月丙申,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通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霭,庶子张玉书为总裁。

  虽日隆重盛举,但毕竟是“国家行为”,为完成钦命不遗余力,难免也有马虎不周之处,据《清稗类钞·考试类·圣祖优礼宏博举子》载:

  应举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舆马,舁以篮莒,驰赴国门者。施愚山久于仕宦,应征而至,坐卧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称贷以营寒具。其他贫士或就食畿辅,或寄宿僧庐。北地苦寒,狼狈万状。

  但毕竟曲终奏雅,应试时“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值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头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毕,复就试”,这看来更像是一席盛大的国宴。对于从“庄氏史案”的文字狱中惊魂甫定,又经历了“顺治十八年起,吴中积荒十年”的江南士子,康熙的良苦用心无疑收到了实效,《清稗类钞·考试类·魏文毅羡康熙制科》记罢相致仕的魏裔介都听得眼热了:“吾不羡东阁辅老,而羡公车征士。”可见一时称荣。明代以习举子业猎取功名的读书人,终于真正找回了科举致仕的感觉。

  这次“征士”范围之广,动静之大,都是空前的。不仅各省督抚十分卖力,也许不耐20多年的孤苦清寒,为此动心奔走干谒的江南士子亦不乏其人。如顾景星就赶紧入京,并作《王程》诗自矜。但也有坚拒不与的,如陕西官员已将李顒舁至西安,但他“坚不屈,放还”。傅山甚至被“强舁之至京”,仍然拒不入试。顾炎武曾函阻潘耒,要他“自保出处”,杜濬亦阻止孙枝蔚赴试,要他“思痛忍痒”。但科举之“痒”,的确使很多士子忘记了亡国之痛。孙枝蔚、阎若璩这次都落了榜,不过孙仍“以年老得内阁中书头衔归”。可知昧于明代制度设计的文士说来,“科举及第”才是他们心中货真价实的“痒痒肉”。围绕这次科考,不啻一场无形的政治交锋,大大加速了遗民文士集团的分化。

  《清稗类钞·考试类·康熙朝试宏博之宽》记此次特科,“醉翁之意”本不在八股四六,录取之宽松也属空前绝后。严绳孙仅作一诗,以“文词可取”录;彭孙遹文章以虽然“语滞,意圆无碍”录;汪琬文句指代不明,以“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大抵皆寓言,不必有所指也”录;朱彝尊比喻不当,以“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录;毛奇龄引典不当,以“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录。潘耒、李来泰、施闰章试卷也有叶韵不调的弊病,但都以“此缘功令久废,诗赋非家弦户诵,所以有之”,“今但取其大焉者耳”,而忽略不计。《清史稿·选举四》:“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等三十人;三、四等俱报罢……俱授为翰林,以光录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通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荫、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篡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勗、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此次江、浙及安徽籍文士至少中选28人。

  有趣的是,得选者不论已仕未仕,竟“俱入史馆,篡修《明史》”。不是有“孤臣孽子情结”吗?索性请你们钻故纸堆,对昏庸君,忆阉党苦,总结亡国经验,自然也就体味出新君“求贤若渴”的诚意来了。《清稗类钞·考试类·圣祖优礼宏博举子》以为:“是时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征以‘以天下为一家’之诗题,其或然欤?”陈登原对此发议论说:

  清朝对博学弘词,自为有心放宽尺度,观其所取之人则彭孙通,观其所命之题则《璇玑玉衡》,此即盂森所谓“卑词厚礼,以求就范”者也。

  顾炎武是清初统治最直言不讳的批判者之一,也是《鹿鼎记》中多次描述到的人物。他不但拒绝参与“博学宏词”的征召,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同辈文士的致命弱点:

  凡今之学者,为利而已,科举而已。其进于此而为文词,一切可传之业,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而已。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居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亦当博学审问,古人是稽,以求是非之所在。若夫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为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无所济天下。

编辑: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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