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曾国藩后两次自杀原因分析
时隔八个月之久，曾国藩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又要自杀了。那么这两次的自杀又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笔者认为这两次自杀前的遭遇与前三次自杀前的处境有诸多相同之处，其自杀的诱因有相似之处。
靖港之役曾国藩惨败回到长沙后，倍受世人的鄙夷、侮辱和嘲笑，他的湘军的命运也岌岌可危。曾国藩“为通省官绅所鄙夷”。对于他的自杀一事，“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其同僚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也乘机告发曾国藩的惨败情形，请骆秉章罢黜湘军。
在遭受了靖港大败之后湘军损失惨重，曾国藩为重新整建湘军又是煞费苦心。后来湘军奉命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的策略，其所需军饷、粮草等都仰仗作战地方的供给, 而地方官员往往将这些视为额外负担。曾国藩主力在江西作战的时候，按照惯例江西应该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却“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 ”，给湘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不仅地方上不全力支持曾国藩，而且清政府也对之继续防范。当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攻克武昌，捷报至京，咸丰帝闻之龙颜大悦，禁不住高兴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当即就要赏他二品顶戴，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不料，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这一句话使咸丰帝想起其先祖遗训，他听后默然变色良久。咸丰帝当即就收回了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成命，改赏他为“兵部侍郎”衔，令其整师东下。此后的六七年间清政府再也没有授予曾国藩以总督或巡抚大权。非但如此，他还在曾国藩辞谢署理湖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心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可怜当时曾国藩正处于丁母忧期间，唯恐“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便照例辞谢奏疏。不想奏疏未到，申斥诏谕又到，立功非但得不到赏赐，反又遭到严厉的申斥，曾国藩心里的痛楚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以上是导致曾国藩自杀的潜伏的诱因的话，那么军事上的失败则是导致曾国藩自杀的直接原因。咸丰四年十二月，在湖口之役中，曾国藩部轻率冒进，水师轻便战船孤军深入鄱阳湖，与江内大船相分离。石达开见状立即命令将湖口牢牢关锁，使湘军水师内外的联系中断，继而用小划船围攻大船。“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被焚大战船九号，小者数号，杂色坐船三十馀号……百馀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阳内河 ”，随后太平军乘胜继续攻打湘军。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座船被围攻，他身边的几个幕僚被杀，曾国藩急忙逃到罗泽南的军营中避难，这才算躲过了一劫，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家书、奏章等文案全被缴获。是役，兵亡将溃，水师尽覆，坐船被俘，船没粮失，损失惨重……
见此情景，想到朝廷的猜忌防范，想到官僚士绅的讥笑嘲讽，曾国藩怎又不悲观失望、痛不欲生！无怪乎他这次又要自杀了。
四、小结
自己苦心经营、对之抱以很大期望的湘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兵败师毁怎能不使之痛心疾首？朝廷对他的猜忌、防范，又怎能不使之心寒不已？同僚和官绅们的处处刁难、嫉妒，时人的挖苦、讥讽又怎能不使之羞愧难当？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给曾国藩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难以承受。当郁积在心头的这些不顺之事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爆发了，从而使曾国藩倍感绝望，遂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时的曾国藩显然没有足够的承受如此巨大压力的心理能力，但后来随着他阅历的丰富和磨练的增多，曾国藩的心理承受能力渐强，以后面对类似的情况他也就能坦然面对了，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曾国藩后来回忆他的人生历程时这样说到：“吾初起兵，遇攻危，则有死心。自吾去祁门，而后乃知徒死无益，而苛生之可以图后功也”。由此可见他的心理确实是经历了一番大的变化，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他当时的五次自杀和他以后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