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从小在私塾里做文章，最初做的都是议论文，用史书里的材料评价历史人物，其实很多人没读过多少书，对于历史人物的事迹不甚了了，但做文章不需要讲什么道理，而只是凭借一种技巧。最讨巧的做法就是会做翻案文章，也就是你这么说，我偏要那么说。这就像我们看电视辩论赛，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正方与反方都可认定死理，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要看哪一方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哪一方就能得到评委们的“许多圈圈”。周作人认为，天下的文风原是一致的，并且指出，上述的“反做法”，就是“师爷笔法”的一例。读书人从开始受教育起，就一直接受这种“反做法”的训练。所以一旦有机会入幕做师爷，玩起“师爷笔法”这样的把戏来，也就驾轻车就熟路，得心应手。
比如说“奸案格杀勿论”吧，按照法律，这一条款仅适用于在“(通)奸(场)所登时捉获”，否则就不能引用此条为例。也就是说，碰到通奸的人可以将他们杀死，但这要有个前提，是要在通奸的场所当场将他们抓住，俗话说得好，“捉奸要拿双”，指的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比如说武松在紫石街哥哥家杀了嫂子潘金莲，又到狮子桥酒楼斗杀了西门庆，后来，他拎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主动到县衙投案自首。但西门庆的两个小舅子却不依不饶，仗势撺掇阳谷县令，力主重判武松，他们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父台，请容禀，即使有奸啦，奸有几等呀，奸乃总称，有强奸，有卖奸，有和奸，等等不一。武植(引者按：即武大)平素穷苦呀，他也作兴得我姐丈的银钱呀，他甘心自愿呀，让妻子失身与我姐丈，亦未可知。此为卖奸啦，此为和奸啦。既有奸，武松为何不杀于奸所？现在尸分两地，撒手就不算奸啦……
他们的意思是说：西门庆虽然与潘金莲是有奸情的，但奸情有好几种，有强奸，有卖奸(相当于卖淫)，有和奸(相当于通奸)，武大可能是因为穷极无聊，看中西门庆有钱，故意让妻子潘金莲失身于西门庆，这是卖淫行为，这是通奸。但既然有奸情，武松为什么不在他们发生奸情时当场格杀，现在尸体分在两处，所以就不符合“奸所登时捉获、奸案格杀勿论”的法律条文。阳谷县令也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最后判武松判脊杖四十，脸上刺了两行金印，发配孟州牢城……其实，武松真是生不逢时。当时还没有绍兴师爷，如果再过上几百年，碰上一个善辩的绍兴师爷，他或许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
例如，光绪年间，广东有一个女人随人私奔，本夫(也就是她的丈夫)在其逃走之后两年，才在数百里之外找到奸夫、淫妇，并将他们一并杀死，长长地出了一口窝囊气。因为是杀了人，所以就闹到了衙门。有人援引“奸案格杀勿论”之例，要求无罪释放。但中央刑部的官员却认为，这不是当场格杀，所以不允许以此结案。因此，案子也就一时搁了下来。怎么办呢？当时，总督门下一位师爷大笔一挥，改定判词曰：
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为登时。
这位师爷说得好，他的判词意思是说，奸夫淫妇两个人是私奔，所以他们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发生奸情的场所，这是上半句话的意思；下半句话说，她的丈夫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到，所以，找到他们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刑律上规定的“登时”。于是，这个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
又有一个案子，有位在墙外小便的男人，在他小便时，忽然看到楼头有一个女子无意间正朝此处张望，男人轻薄之心顿起，就用手指了一下自己的私处。古代的女子脸皮很薄，认为对方那是调戏行为，自己受了侮辱，故而羞愤难当，就上吊自杀了。她的家人自然很愤怒，就将该男子扭送到官府。当时，官府也觉得其人相当可恶，想要治他的罪，但一时间谁也找不出罪名来。
这个男子的行为应当是属于调戏妇女，并导致妇女死亡，也就是所谓的“调奸致死”。但根据清代的法律，“调奸致死”有几个要素，要有“手足勾引”和“言语调戏”等情节，也就是要动手动脚和说些脏话。不过，上述这位男子举止虽然轻薄可恶，但他既没有言语调戏，也没有手足勾引。所以要想重判他，也还真拿不出什么法律依据来。不过，有位师爷却下了这样的判语：
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
这两句话是说：他的调戏方式虽然(或即使)没有言语，但他的勾引行为之严重性已超过了动手动脚。此处的“虽无”和“甚于”四字，用得真是巧妙！巧妙之处就在于虚词的连缀和判词的起承转合。在古汉语中，虚词的意义通常比较抽象，也最为奥妙。以“虽”字为例，它的用法有两种，所讲的事，既可以是事实(作“虽然”解)，也可以是假设(作“即使”解)，随你怎么理解。正因为存在这种朦胧感，论者便可借此闪烁其词。于是，就在虚词的点缀下，就在判词的起承转合间，一份罪名也就顺理成章地罗织而成了。因为从字面上看，“言语调戏”与“手足勾引”一应俱全，依照惯例，也就可以“杀无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