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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吃饭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 吃饱了不饿

  今年五十出头的作家刘震云,黑,瘦,以前好吃,现在偏好玉米一干粗粮。

  时光倒流到35年前,少年刘震云站在河南延津地头,痛感土坷垃里刨出的粮食养不活一大家子人,15岁的他就跑到甘肃荒凉的戈壁滩当了兵。

  那时他对当兵的理解就是能够吃上白馍、找个好媳妇。排长问刘震云:“想家吗?”刘震云张口答道:“排长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馍我想什么家?”

  因为饥饿逃离了故乡土地的刘震云,实际上内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家乡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温故1942》、《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部部泥土般厚重的作品相继问世。土地、饥饿,成为他早期作品最为集中的情感触点。

  “吃饭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解决的问题。”无论走到哪里,刘震云都爱翻看当地地方志,他发现,“所有地方志里,吃都是个大问题,几乎每一页都与吃饭这个人类生存的大命题有关,大灾大旱之年,饿死人、人吃人,都曾有记载。”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政府发布的《白皮书》里也说:人们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吃饱肚子,作为一件头等大事,贯穿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每一项重大历史决策的走向,吃饱肚子,勾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家园史。每个人的记忆中几乎都留下了与“吃”有关的或苦涩或辛酸或温暖的回想。

  一滴晶亮的油星始终烙印在刘震云记忆中。小时候,当时村里所有人都到公社大食堂去吃饭,有一年春节食堂炸了几根油条,刘震云的外祖母把油条放到篮子里,挂到窗棂上,每次吃一小段,一直留到端午节,“这真是世界上最奢侈的吃食。”

  刘震云有一个四姥姥,是个童养媳。四姥姥的爹路过她村庄,留下来吃顿饭,一口气吃了十张饼。

  “这十张饼背在我四姥姥身上,成了十座大山。她婆婆一遇到什么事,就说你娘家特别没出息,你爹从这里过,一口气吃了十张饼。这时四姥姥的头就低下来,因为穷,不但她来吃,她爹也过来吃。”刘震云说,“因为吃饭造成的心理重压和扭曲是隐形的创伤,现在的人很难体会。”

  于是,吃饭这个生存层面的基本问题,成为撬动改革、释放土地生产力的最原始动力和支点。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社员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分田到户。小队长严俊昌唯一的想法就是,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吃一顿饱饭,拉出去杀头也认了。

  “因为不想再贫穷下去,因为出于填饱肚子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安徽小岗村18户社员分田到户的冒险之举。”刘震云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吃饭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正是通过土地政策改革调整了农民的利益分配,解开了捆绑农民身上的绳索,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改革无疑是革命性的。”

  距离艾奇逊提出中国吃饭问题60年后,2009年1月2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表示,中国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粮食问题,并且从一个粮食受援国成长为捐助国,是一个奇迹,是对人类的特殊贡献。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刘震云的感受则是:吃饭问题业已淡出了人们思虑的中心。

  “现在我回老家,老乡们吃饭基本不成问题了,大米白面成了主食,而且开始讲究吃副食,肉蛋菜随时都有。”刘震云现在关心的是,吃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活得怎么样,“肚子吃饱了,就有了更高的精神诉求”。

  刘震云的作品也从“吃”转向了“说”,《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新作相继问世。

记者 崔丽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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