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陕北
吴怀尧：古书上说，“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由此可见，陕西陕北不仅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但在大多数人看来，陕北文化的坐标是民歌，《东方红》《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因其革命性和宏大的主题曾广泛传唱，而《兰花花》《走西口》《三十里铺》等情歌更是妇孺皆知。面对陕北民歌，学术界更多的是从它的形式、修辞、韵律、气质和情感等方面进行多重剖析，而忽略其音乐性。作为一个地道的陕北人，说说你对陕北民歌的看法。
阎安：首先我要纠正你几个概念，古书上说的那个是指的整个陕西，诗句里说的那个是指陕北。陕西和陕北不是同一个概念。《东方红》、《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也不是正宗陕北民歌，她的歌词为文人创作，她的音乐经过了对原生民歌曲调的改造和变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雅乐，就是新宫廷音乐了吧。陕北文化不属于汉文化，他是华夏文化里的另一独立的分支和流脉。陕北民歌也不是陕北文化的坐标，他只代表了陕北文化性情方面的某些特征。陕北的现代性觉醒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两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一个是延安时期，一个是文革后期知青来延安插队，陕北民歌的对外传播这两大事件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也造成了误导，就是把陕北民歌的文化根性内涵表面化、简单化了，把陕北民歌根植于天地、自然和性灵的大品质舞台化、杂耍化了。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陕北民歌没有第三者，她是唱给天地的，当然也许是唱给歌者自己的，因为她本来就是从心的最深处喷出来的，为了让声音上接于天下植于地，她的音乐旋律高亢悠扬到了无所顾及的程度。
说陕北民歌是唱给天地的，在音乐方面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从来陕北民歌歌词并不重要，音乐才是最重要的，歌词歌唱者可以任意篡改，甚至可以不用歌词，只要把调子使命的吼出来，吼在天地之间就够味了。陕北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唱自己的民歌的，我想这应该属于秘密，如果有描绘的意义，对于陕北民歌我们只能描绘她在近现代以来的情况：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情歌和歌唱性情的民歌居多，这有一个广阔而辽远的历史根源。几千年来，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历史上各个不同阶段从各个方向进驻陕北的殖民文化，在这里不停的刀劈火溶，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本土文化；三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主流文化的西化，这种本土文化被殖民文化完全取代，由国家或社会强力意志主导的殖民文化覆盖了陕北本土文化的表面，使陕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笼罩下的根性文化。这时历史在变，民歌也在变，原来不强调性别的萦绕于天地之间的无性吟唱变成了女性民歌，那么这个概念非常可怕，民歌变成了一种女性在天地之间哭恓惶的东西，这成为一个主流。这主要是战争所至。持续而惨烈的战争使陕北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和女人，女性取代男人成为主持生活的主角。女人是等同于土地的，那么这时的陕北民歌大多从女性立场上出发抒发情愫，女性的细腻以及没有汉民族文化伦理禁忌的任性率真，使得民歌在抵达天地的同时，更容易撩拔人心。
大约来说陕北女性抚慰大地和她们自己的方式是两种方式：一是民歌，主要抒情，缺失男人的疼痛和生命的沉闷，必须释放出来才能达到一种生存的平衡；二是剪纸，主要用来招慰亡魂和渲染天地之间男性缺失之后阳刚明朗之气不足的问题。陕北民歌是勾魂的，她是陕北文化中比较人性化的一面。当你在陕北高原行走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高原是空荡荡的，这时候陕北民歌响起来了，仔细谛听这歌声，你会感觉这歌声是围绕着高原上已经消失的种族、高原人、陕北高原的命运展开的。这歌声中的主人公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地消隐在时间和空间深处的那些古老的种族，但她从始到终都未出场，她只是一个现代流浪者一直想靠近、想寻找的一个对象，隐藏在时间、空间、高原地里学和带着乐器、马匹、牲口、歌声云游在一个什么地方的东西，也许就在你（那个寻找者）的身体里和心里。
吴怀尧：现代诗歌能在陕北出现是个奇迹，文化批评家何三坡称你为“中国文坛最隐秘的精神贵族，离时代最近又最远的旁观者，因对语言怀有最大的期待而拥有最深的孤独”，对于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阎安：三坡先生的评价缘于我的作品，他作出这个评价之前我们还没有深入的个人接触，只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见过一面。我知道何三坡是一个学养深厚、艺术天赋极高的人，他这样说让我受宠若惊呢。
吴怀尧：在采访何三坡时，我和他聊到文人多慕古，越前卫越是如此。周作人与鲁迅的区别在慕古上就可以看出深浅，周作人爱日本与希腊，但别人的评价，他的风格近明际清，鲁迅爱好魏晋与晚唐，但评论界评他的诗风存汉骨。也许这是个庸俗问题，但却是深入了解一个诗人的最佳侧面，问题是：如果让你选择，你喜欢哪个时代？为什么？
阎安：其实，文人慕古别有用心。周作人和鲁迅在精神向度上是一致的，俩个人都是终生穿长袍，用毛笔写字。周作人推崇古希腊，是因为希腊代表了人类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状态，而鲁迅偏爱的魏晋时代恰恰是生命自觉的时代，他认为这种自觉还造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人讲究生命存在的风度，朝不保夕的生命感导致士大夫和文人以张扬的个性选择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消极的恰恰是诗意的。
但是人人心里都明白，魏晋人比较诗意的存在，建立在其异常残酷的生存背景上，历史上的魏晋名士大多被杀掉了。唐朝也一样，无休止的扩边对外战争，宫庭宦官权僚之间的残酷博杀，使得生存成为一门凶险的艺术。生命在古代条件下脆弱无比，很多人都是一次感冒就死掉了。所以文人慕古，只是取其一面，意在求得对当下历史的参与和创造。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那么完美，也许更倒霉。所以历史呀，时间呀，这都是厉害人带着深切的、无法挽回的流逝感要把自己和自己认定的理想推到现在，强加给当下，对于他们来说，所有过去的时代都只是我们时代的某个侧面或某种可能性。
所以，你要问我喜欢生活在哪个时代的话，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现在，这是最可靠的。
吴怀尧：《诗选刊》的周公度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陕西的诗人没有传统，他们为了成为三流的诗人，阅读大部分源自二流的同行，没有人去古典里寻觅传承。他们的思想根源更是可笑，在于民间的俚曲，与全国各地的诗人相比，毫无强势传统的优势。守着一片森林，却去枯草丛中找风景。瘦小的智慧由此养成。”对于他这种尖锐的批评，你怎么看？是否认为有其合理性？
阎安：周公度的批评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狠，是武林中高手才采用的典型的点穴致命法。他的这一批评具有全国意义，因为他在指出陕西诗人坏毛病的同时，也指出了全国诗人共同的坏毛病。批评就要有些刀下不留人的残酷劲，否则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吴怀尧：周公度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在学术界，秦文化是富于侵略性的，冷毅、峻厉，但却宏迈、宽容，不蛮横，只是现在的秦人文化却成了村野与小镇的代名词。”在你的诗歌中，我发现了久违的秦文化的精髓之处，而且尤为可喜的是，还多了些许霸道的气息，譬如那些“巨鸟”与“北方的使者”的形象，他们都具有“俯瞰”的傲慢气质。我想问的是，你的写作是如何在当代去衔接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的？
阎安：中国历史在汉以后，当儒家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文化以后，一直是贬秦的，包括对秦文化的贬损。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会：很少有人看到秦灭六国是秦文化的胜利这个玄机，却认为秦灭六国是灭文化，秦本身没文化，一句“孔子西行不入秦”，几千年流传，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误会和恶意呵！
事实上，秦文化它是南靠秦岭，北望贺兰的一个地理的蓬勃，秦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蓬勃中生发出深刻的生命自觉，并且把这种生命的自觉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行动。秦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生命及其历史的诗性直觉形式的必然性崛起，它为当时处于重大危机状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原始的生命直觉，在这一意义上秦等于把六国解放了，更生了。秦文化是借助一种诗性直觉冲荡中国历史并完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全新的建制的。我想在一个敏锐的诗人看来，传统是存在的，传统在他自己身上是能动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是处于一种诗性直觉勃动状态的存在。
吴怀尧：你的谈吐从思维方式到态度见解，具有中西贯通的学养气息，我感到这与你诗歌中的某种内在的气度和“大”是一以贯之的。你的外语水平怎样？现在几乎人人都反感思想文化界被动依赖外来资源的不作为，看得出来你也反感，那么你怎么看西学中译这个问题？另外，当代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化通源能力差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要继续加强文言经典的白话文翻译，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阎安：我高中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英语，我的外语很差，无法阅读英语原著，大学外语课过关考试常常要借助照抄同桌。或许这样的话，我没有资格谈翻译。但长期而深入的阅读感受使我仍然要说，中国的百年翻译史不得了，一百年中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翻译过来了，这些东西以经典翻译为主体几乎系统完整地搬过来了，一个国家这么厉害，大概只有拥有过唐朝历史阶段的中国才能做到。说到百年中国文学史，少不了百年翻译史，翻译甚至就是创作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汉语写作的一半。
在所有翻译中，诗歌翻译是最差的，这可能跟诗性汉语本身的难度有关，但百年诗歌史实际上仍然是一部翻译史，这让体现在诗歌翻译中那些水平有限的再写作就做到了。近百年来西方文学对中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影响，而且是波及到生活形态上的影响。当代我所认识的一些厉害人，都不是受中国的影响，而是受外国的影响。中国的古汉语是独立的，它在我们的传统中巍然屹立，不可动摇。但现代汉语就大不一样了，它吸纳融汇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有新的不同于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连文化基础都变了。
对文言经典的翻译，白话文运动开始之际就开始了，也是一个百年了。但是翻译古典的潮流，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是完全失败了。闻一多的翻译烂，余冠英的翻译烂，郭沫若的翻译更烂，倒是当代最年轻的国学大师贾勤先生对《诗经》的翻译我比较推崇。中国人——汉语的儿子还要翻译自己的古典才接受它，这不等于要把父亲变成继父才亲他一样了吗，这有点丢人了，注定要失败。事实证明，古典可以今讲，但不可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可以翻译吗？如果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相当于把石头放进水里要融化掉，这可能吗？翻译要准确，但相较古汉语，现代汉语的根基都变了，怎么准确？越准确越完蛋。目前古文翻译的风潮是愈演愈烈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于港台的风潮，香港人把古文当外语看，甚至把《西游记》、《红楼梦》和明清小说都译成了白话。名家、大家的翻译都烂干得不行，这就充分证明港、台虽然用的是繁体字，但它的精神文化状况却是腐败堕落和浅薄无力的。
吴怀尧：水流千里归大海。现在有不少年过四十的作家在创作之外，陷于一种“有愁无乡，有家无归”的精神困境，你有没有类似的烦恼？在你心里，故乡仅是地理概念还是属于精神范畴？
阎安：故乡？现代人还有故乡吗？当现代成为普及全球的事实后，故乡就永远地消失了。城市和商业把地球上所有的原点串联起来，为我御用。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异乡，所有的人类都成了异乡人。现代人就是无根的飘萍，城市及其用心不尽的商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变成流亡者和异乡人的地方，于是每一个人的迷惘、分裂便成为必然，其身份的质疑、认定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推演过程。
现代人都知道要回到故乡是不可为之的徒劳之举。但是我相信诗意上的故乡，相信它也一样是可靠的，对它的接近是可能的。故乡再也不是那种被固定在大地的某个方位及其乡土位置上的有局限的故乡，而是一个从守望中出发，从出发中背离，从背离中回归，不断地动用整个世界一切可能性的参照和坐标，因而也充满了诗意关联度的开放的故乡，一个具有精神的可能性向度及其意义上的故乡。
吴怀尧：昨天下午我和诗人宗霆锋去枣园革命旧址转了一圈，看了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旧居及书记处小礼堂，还有幸福渠。这帮革命前辈可真会选地方啊，枣园不愧是个风水宝地，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树影斑驳，风移影动，当时我和宗霆锋躺在一片草地上，感慨了很久。你离枣园这么近，平时去得多吗？你个人对毛泽东是什么样的感情？有没有想写写他的打算？
阎安：我是延安人，我生活在延安，我常常在延安寻找毛泽东的踪迹和扑捉他的某种气味，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冥冥之中和这个人相遇、交谈、相处、探讨，我在梦中也常常能梦见他。要歌颂毛泽东已经不合时宜了，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已经走下了神坛。但我一直有个预感，这一辈子，我一定会倾其所有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书。我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并非完全政治化，他在本性上是厌恶政治的，他最想成为诗人和长者，政治化那是猫不上树狗撵屁股眼，被迫于无奈，那是历史本身的误区。
吴怀尧：《圣经》道，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佛经说，终生皆尘土。所以，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人世，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些什么？
阎安：自己什么都不写，也不希望别人写。尘世不过是过眼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