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
吴怀尧：今年5月，你的诗集《玩具城》问世，诗人出版诗集原本是寻常之事，但5月17日到5月20日，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德国等地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上海，围绕你的诗歌展开热议和争鸣，此情此景，在近年来的中国诗歌界绝无仅有，请谈谈你诗歌写作的起因。
阎安：开始是为了改变命运。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北一个偏远的县城高中教书，不甘心在那里长期呆下去。当时感觉全中国也是文学最牛，文学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精神生活方式，所以就开始了写作。
吴怀尧：纵观当下文坛，不少作家身兼要职，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是上海市作协主席，贾平凹是陕西作协主席，韩少功是海南文联主席，冯骥才是天津文联主席，池莉是武汉作协主席……在古代，文人当官天经地义，李白曾为翰林侍诏。但是现在，感觉是作家一当官这人就废了，东西没法看不说，甚至有御用文人和语言打手的嫌疑。作为陕西作协副主席，你是否遇到这种信任危机？你目前的作协主席身份对你的创作是否造成影响或带来利弊？
阎安：在我看来作协主席压根儿就不是官。信任危机？谁的信任或不信任可以称得上危机？文学不论社会身份，谁都可以操持。不管你是体制里得势的高官，还是体制外的小偷、妓女、骗子、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可以和文学发生关系。靠身份浪得虚名，肯定长远不了。
关于体制，单纯拿官方说现在已不全面了，中国人都有营造体制的毛病，诟病体制的人也许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制，是为体制代言，不是为文学立心。只顾几个人的小圈子而不顾其他甚至整个一个时代也是体制，同样恶毒。目前全国高校的文学史教材总计已超过了6000种，其中当代文学史教材竟达1000多种。1000多种教材里有多少种不同的标准？一个时代的文学有这么多的标准吗？伙同一些大学教授，把自己的名字写入文学史，这种手法、行为之拙劣，真是不折不扣的当代水平，古人和外国人都达不到。
吴怀尧：在中国文学界，贾平凹、陈忠实和路遥都是一些闪光的名字，作为同乡和同行，能否谈谈你对这三位作家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人头熟有些话不好说，那我们就跳过去聊其他的话题。
阎安：哈哈，说到陕西文学界，你漏了一个大师：柳青。柳青的文学气质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与雍容、神秘、浑厚、贵而不显的秦岭有关，虽然因为时代外力的克扣，柳青最终没能在创作上完成大师级的东西。当代文学（陕西文学更不待言）离开柳青还谈什么？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都是大家，作为我的前辈或兄长，他们都很了不起，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力量，我尊敬他们。
吴怀尧：依你的诗歌阅读史和爱好来看，好诗的标准是什么？你对当代诗歌整体上怎么看？如果你认为存在危机，都有哪些表现？你认为海子和于坚重要吗？
阎安：在抚慰苍生这一前提下，诗性原则的纯粹典范是中国古典诗歌。当诗性原则明确之后，怎样用诗写诗，这才是诗歌的真谛，也是其真正的难度。古典诗歌的伟大就在于它是诗里写诗，诗的内容是诗，形式也是诗，文体和内容完全统一，天衣无缝，真正的出神入化。
回到当代诗歌，包括这一百年来的诗歌，我认为成熟有效可以与历史对话的中国现代诗的写作仍然处在一个不得要领的准备的状态，才刚刚开始。诗歌写作的恶流席卷整个时代，最大的危机在于：大多数诗人热衷于用一种入世的心态和动机写诗，诗歌回不到虚的位置上，就是诗歌写作诗性缺失，等同于俗物；二是误读、误解诗歌传统，不能立足于本时代的生存现场在本质上意识到诗性的生存，无法从现代生活很重要的内容变化中提炼诗性，从而承接传统和展现现代力量的诗意，一味的个人式的田园牧歌，或许对个人有意义，但对诗境的整体拓展毫无意义。艾略特的写作证明了紧张、残酷的生存里也能概括出诗性，当然是一种更加坚硬、坚强的诗性，一种恶也可以构成的诗性，不光是真、善、美。中国当代诗歌这种一无诗性、二无创造性的境况，导致了这一百年来没有大诗人出现，而中国之前的历史是每一、二百年中都会出现大诗人。山歌好唱毬不顶，要解决中国当代诗歌好戏唱完的问题，既不是向古典学，也不是向西方借，因为它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个人生存和世界存在的诗性问题。
从阅读或读者的意义上说，当代诗歌已经灭了。诗人是诗人发现的，诗人的重要性是另一些同样优秀的同行的秘密。海子、于坚都很重要，说他们都是大师也不过分。海子的重要性由于三流同行和评论家不得要旨的过头强调反而让人们游离了对他诗歌本体更深切的进入。于坚从方法到对当代生存的诗性展开都是结构性的，几乎无人能及，不过后来他过于自恋了。于坚论诗，口才极好，但结论我往往难以同意。
吴怀尧：吴宇森的电影《断箭》里面有句台词大意是“快灭绝的大地，我还没见过呢！”它让我想起你在步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个秋天，出版的个人首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大风和大水，植物和光芒，鹰群及飞鸟，青铜和颜色，凡此种种，在你的诗歌中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隆隆推动，它们是真实的，但更具有象征、隐喻、暗示的特质。我想知道，你这种以大地作为生命舞台、仿佛远古生命也在参与觉醒的庆典仪式般的诗境，是否有超越诗歌本身的指向？现在回过头来，你如何评价自己早期的作品？
阎安：写作上我一直是个“单干户”，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不和外界交流，如果说有交流多半也是阅读交流。我大概是当代诗人中最缺少交际的一个。我早期的创作量特别大，首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只选择了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从现在来看，当时在直觉中产生的《与蜘蛛同在的大地》这个书名就有些牛，他对存在真象的逼近，我认为之前直到现在还没人能做得到。
吴怀尧：但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为获奖，为讨好读者，为追名逐利而写作的大有人在，你认为这是否是一种文化危机？更进一步，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化界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可有解决之道？
阎安：如果把文学理解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生命中最具活力的和表现力的一个形态，那么大量的作家讨好读者，媚俗成风的写作状态，就是一种比较本质的文化危机，他说明我们文化精神的深层中出了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最大的危机就是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界的那些主要分子不好好学习，基本不懂得自己的传统，没有自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学术上不得其门而入，只有跟风起哄的能力没有创造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等时间。点灯熬油，总有熬到头的一天。
吴怀尧：你说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应是原创型的，也是超越潮流的。令人遗憾而惊叹的是，现在不少作家已经陷于思想沙漠，有的为了需找水源，不惜铤而走险。前不久有新闻报道，某新疆作家剽窃他人已发表作品十余篇，而且发表在同样其他知名刊物上，东窗事发后被当地作协除名，对于这些文坛寄生虫你怎么看？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总编，你平时如何防范类似事件？
阎安：小偷、骗子、强盗朝朝代代都有，即使再开明的社会里也免不了。但是创作这个事不是你自己亲自搞，再怎么弄都不顶事，不惜突破人的底线、折割人性地瞎闹腾，照样也不顶事！文学期刊在人心不古的今天防伪，没招儿，就是发一个启示：文责自负，后果自担。
吴怀尧：你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网上博客。这次又发现你很多东西都是用墨水钢笔写在那么精致的本子上和同样很讲究的稿纸上。你的办公室布置了500多头你从陕北民间收来的石狮子，你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你的背后，简直就跟你是浑然一体的。你反对网络吗？你怎么看网络和诗歌的关系？
阎安：对网络一开始我也是好奇的，但很快就逃出来了，我对网络中铺天盖地的信息不耐烦的程度快要近乎恐惧了，它直接影响心跳和呼吸。对网络技术层面的东西，我有着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而且常常在运用这些程序时会产生幻觉，不知道那样的程序要干什么，莫名其妙，怪兮兮的。可以说网络加深了我对科学的悲观看法，就是科学确实能带给人方便，坏处是它往往可以纵恶如仁。这导致我的其它文体的写作在图快时可以用电脑写。但诗歌一直用钢笔在纸上写，而且对纸质很敏感，不同的阶段的诗歌写作对纸质的要求也不同，1990年代后期喜欢在孔式打印纸上写，2000年后则要在传真纸上写才带劲。
网络上写诗的人大多数与诗歌毫无关系，只是借助汉字在搞别开生面的起哄，图个红火热闹，“是脚不是脚都往鞋子里伸”，稍有不适就不惜大打出手，把文学变成一种吵架骂仗的工具。网络上可以没有羞耻感，没有自尊，也可以没有底线。所以我个人认为，网络是当代诗歌第一杀手。由于有了网络，本时代的诗学策略是低劣的，甚至是卑贱的，暴殓天物的，这是后小市民意识形态和技术主义媾和呼应的必然结局。
吴怀尧：现在提起八十年代，很多人热血贲张，一连串的关键词也跃然而出：激情、反叛、理想、精英、人文、崔健等。其时你正好青春鼎盛，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和在场者，说说你心中的八十年代吧。
阎安：现在好多人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都陷入了一个对历史的误解之中。但在我的印象中，整体上八十年代还是一个一统天下的格局，社会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传统封闭的，人们只是在各自的生活原点上活跃着，交流的手段和条件基本上还是单纯的官方渠道，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真正革命性的东西，实际上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也形不成气候，进入九十年代后很快又转向了。八十年代有些局部性的东西，是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被新的时代氛围和条件逐渐放大的、强调出来的。八十年代还是一个合唱的年代，见了什么大家一哄而上，社会精神生活单一，个人并不自由，大概时代的贲张只体现在几个大城市的局部。所以我不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整体觉醒的年代，它具有两面性，象走钢丝一样摇摆不定，那时整个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不轻松。
吴怀尧：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努力一生的目标就是使“正道不颓”，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但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对传统的颠覆之后，个人思想代替了圣贤思想，物欲急速膨胀，人定胜天的念头盖过道法自然的优良传统，在这种背景之中，你认为当下知识分子如何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并且保持内心的纯粹？
阎安：知识分子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说小了就是要正人心、避邪说，说大了就是要对整个世界和存在负责，就是要把人引导到世界和存在的体系中端正人自己。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候，我真的还看不到多少内心纯粹的知识分子，我看不到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现场的能动性，很多人实际上连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和心境都没有，不思精神创造，不再思考学术真理，只求个我一己的应对应变之策而不惜故弄玄虚，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连人格都破产了，又何谈良知啊，何谈内心的纯粹！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帮凶，误导大众，为时代纵恶，在时代现场大肆进行精神作恶，已经完全妖魔化了。“大雅久不作，吾意竟谁成”，知识分子的反抗应该首先从自己的内部开始，知识分子反对知识分子。
吴怀尧：如果自我评价，你觉得阎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阎安：我一直是不敢轻言妄言，一般要想好再说，或者想好了也不说。自己没办法评价自己，让别人评价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