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维护民间基本秩序的考虑，张作霖是提倡民间自治的，但是如果有人借自治之名而行其他，张作霖也是不会手软的：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近几年来，国家讲究民权，那民权二字的精神，全在自治。自治意思，也没有什么难讲，不过是一乡里头，大家伙儿自己弄的个和和气气，不用官家操心就是了。这几年间，民间诉讼，日见其多，一个稀无要紧的事情，打起官司来，动不动就是个经年累月。常言说的好，当中无好人，父子结完仇。要是一乡里头有一个明白事体的人，遇事出来调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做百姓的省去若干烦恼，就是官场里头，也免去许多的麻烦。这种好人，提将起来，也没有一个不敬重的。要是不然的时节，有点儿事情，就要跑到法庭上，我们这自治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从前的时节，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般的刁生劣监，恶霸土豪，撺掇是非，武断乡曲。你赶到近几年间，借一个地方公益的名头，更是大兴其道了。不是敛财肥己，就是聚财抗捐。假一个团体的美名，因他们个人的私利，你也是乡绅，我也是代表，今天想章程，明天化(花)钱财，弄到归期，不过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遭殃罢了。这不是不能自治，先到(倒)自乱了吗？奉劝尔等趁早洗心革面，做一些实在公益的事情，要是不然的时节，须知道，我们有保护地方治安的责任，这种害群之马，是不能过而不问的呀。”
聚众闹事在乡间很常见，张作霖提醒那些稀里糊涂的参加者，盲目地加入是“犯傻”的：
“这些年来，不但绅士把持，无利不起早，就是百姓，动不动的，就要聚众抗官。成百成千的，搅成一团，起个名儿，叫做众怒难犯，这真真更是恶习了。无论什么事情，尽可告状子，据情形，请示办法。但是有情有理的事情，当官的那(哪)能不给百姓做主？为何听信一二为首之人的蛊惑，一味的盲从，糊里糊涂的，便跟他们闹起来了？到归终毫无益处，反到把事体闹坏了。一经拿办，后悔也来不及了，岂不是傻吗？奉劝你们，嗣后万万不可蹈此恶习啦。”
“总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时候，要把我们家乡的事情，弄到好处，不过就是几句话。一面把有利的事情，办了出来，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规规矩矩的，不要胡闹，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够有点希望。所以，我在这立法之初的时候，把这些要紧的言语，老老实实向你们大家说，我们同乡父老子弟，能够体贴出来这种苦心，遇事再肯帮我的忙，这更是我们俩人的希望啦。”
别出心裁有原因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点，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文言文语的生涩拗口能够感同身受。张作霖一生读书不多，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不仅是张作霖本人，就是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成员的早期奉系军阀领导集团，整体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在这5人中，张作相曾读过3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者。汤玉麟读过2年私塾，张景惠读过2年私塾，孙烈臣读过3个冬天私塾，而吴俊升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的文言文语的苦处。
其次，源于自己的施政方针能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为官一方，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知道，能够“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语是不能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深入。
再次，张作霖的性格使然。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张作霖敢做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也因为如此，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官文口语化、大众化的起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在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近代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它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应该是第一人。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就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
(注：告示原文无标点，为方便读者，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