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复刊后，兴旺依旧，以至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力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陈起初竟犹豫着回绝：“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元培先生特允将其刊物一块儿迁到北京，这才有1917年《新青年》由沪移京的战略转移。
《新青年》社迁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每期杂志的发行量激增到了一万五六千份。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后又陆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当时中国社会正面临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宽阔的狭长的空隙，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当大多数中国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时，陈独秀抓住时机，高高张扬起民主、科学的新风尚，新文化运动自此汹涌澎湃，一发不可收。
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陈平原的一篇文章，说他曾在一份几十年前的北大“现任职员录”里，看到北大教授们的年龄登记，发现他们大多都很年轻，比如说章士钊三十七岁，沈尹默三十六岁，刘师培三十五岁，周作人三十五岁，马叙伦三十四岁，黄侃三十三岁，钱稻孙三十三岁，钱玄同三十二岁，陈大齐三十二岁，沈兼士三十二岁，陶孟和三十一岁，胡适二十八岁，刘半农二十八岁，朱家骅二十六岁，梁漱溟二十六岁。在管理层中，校长蔡元培五十岁，文科学长陈独秀四十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三十岁。陈平原慨叹说：“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是一个何等年轻的学术队伍！可正是这些‘新青年’，开启了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新时代。”
北大转瞬间已过百年又十年，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就连当年的“新青年”也不可避免地老去了。红楼隔雨相望，新一代的青年学子带着自负的表情，穿梭在未名湖畔的丛树幽林间。昔日风潮已冷，蔡元培的塑像面容谦和，独守着一片净土，看岁月的尘埃飞扬起落。时间的流水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但老北大与新青年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只因为那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是关乎青年的成长和一个古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成长与复苏。
(摘自《北京的红尘旧梦》 刘东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