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与新青年
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
代理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比拟那个时代来而又去的文化风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老北京实际上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杰出的精英文化名流。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在近世中国最动荡最尴尬的时代，他们偏偏重演了一出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花似锦。
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便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正如蒋梦麟所言，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在那样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天下未重新定于一，正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自由创造的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知识分子再也不像清朝知识分子那样如履如临，把一生的精力贯注于考据文章。他们激昂慷慨，发扬蹈厉，人格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一个“新文化运动”已经呼之欲出了。
岁月易逝，八十年弹指已过，当年健者，如今俱往矣。然而我们忘不了那些开风气之先者，比如蔡元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语)，其功不可谓不巨。
蔡元培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然而当时正值戊戌之际，在他看来，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不可能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康党之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现势绌。”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他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以后他更进一步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
在德留学多年，又有在其他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蔡元培吸收了西方现代大学精神，一种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开始成熟。他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是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奠定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教育原则，对蔡元培影响很大。
三十六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项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极其普通的任命，同时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就职演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他要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
于是，北大校园里有保守派、有维新派亦有激进派，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在蔡元培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
说起北大的学术自由，张竞生应当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此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大力倡导节制生育(类似于今日的计划生育)，但因“不合国情”而未获重视。不过他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倒是颇受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称赞。在北大哲学系，他一连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可以看出，这与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的思想颇为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