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漠然回首，总可以在风雨中撷取到一些或喜或忧的故事，陈远先生著文说，这一百多年来，北大曾有过四次被停办的故事。四次被停办，究竟为何？一百多年里，北大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我们今天津津乐道于北大的荣光时，别忘了前辈们的筚路蓝缕。
向近代大学迈进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的是国子监，里面弥漫了许多旧时代的空气。里面的学生，多是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派人物。据沈尹默记述，在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位老先生，每次上课都有一个听差跟随，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上课之前，听差先把这些物件摆放在讲台，然后退出，下课后再随老先生回府。上起体育课来就更为滑稽，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学堂如官场，教师却一点也不能嫌累。
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堂，在筹办之初，命运颇有波折。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当时京师大学堂中有不少洋教习，聘书已经延订，慈禧老太太得罪不起洋教习，大学堂得以保留，但并未保留多久。1900年，先有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后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学堂校舍被占，设备被毁。“大学堂弦诵辍响者年余。”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夭折。
1902年，京师大学堂卷土重来。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招生考试。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正式开学。从这一年一直到1951年，北京大学一直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给学生放假一天。
张百熙头脑开放，“喜用新进”，这让清廷大为不满，1903年，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名为协助，实为监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之”。1904年，张百熙干脆被扫地出门。1911年底，清政府再次下令停办大学堂。这是大学堂建立以来的第二次关门。不能说蔡元培掌校之前的北大一无是处，京师大学堂开始向近代大学迈进，正是在这一时期里。
严复自降工资保北大
北京大学第三次面临停办，已经是民国建立之后。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京师大学堂。5月份，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第一任校长。
严复接管大学堂之后，由于袁世凯常把教育经费挪作他用，以至于大学堂数月领不到经费。一代思想家不得不靠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以筹备复学，不想财政部又下令减少教员薪水至60元以下，严复担心此举无法保证教员到校复学，提出“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除了经济困难，其他问题同样重重，1912年北大开学之后，学生返校不多，仅百余人，其中理科4人，工科14人，政法科不到10人。
职员比学生还多，正好落了教育部的口实，当年7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学校程度不高和管理不善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严复以思想家的严密逻辑，上书教育部，洋洋洒洒一千余言，论证北京大学为何不可停办。严复上书之后，教育部表态：“解散之事，纯属子虚。”
时局纷乱，严复之后的大学校长有如走马灯，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又差一点被“办”了。那时，北大任上的校长是何燏时。当教育部以费用过多、风纪不正等理由拟将北大并入北洋大学之时，何校长拍案而起，给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呈文：“（北大）办理之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实不可遽行停止。”社会舆论一时全部倾向北大，使得教育部不得不发出声明：“本部职司教育”，对北大“但有整顿之意，并无撤废之心”，北大并入北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文/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