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在乡野如鱼得水的马神枪手，却怎么也不能适应北京城里的大马路和小胡同，一到了车多人挤的繁华街道就转向，几次执行暗杀任务都不顺利。
不满足于单薄的手枪，北京特科又通过关系，从国民党南方军工厂买了一些炸药，“打狗队”队员装扮成国民党军官，乘火车软铺，把炸药安全运到了北京。
至于北京特科暗杀叛徒的行动究竟成功没有，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我愿意相信是因为特科的纪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记载，而事实也是特科严格要求每个成员不得与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联系，独立自主寻找有条件、有能力的同志为特科工作。在组织活动上更是特别强调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向关系。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做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争取“变节分子”为党工作
发生在1934年的“泄露军情通红军”案曾轰动一时，蒋介石不顾张学良求情，下令处死红军特工潘东周。潘东周究竟受谁委派潜伏在张学良身边，一直是历史之谜。直至于行前他们受命调查数年，世人才知潘东周与北京特科的渊源。
吴成方在法租界交通旅馆见到陈赓的时候，陈赓对他说:“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是，咱们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
吴成方点头说:“我明白。”
吴成方的魄力是具有开创性的，在物色打人敌人被捕特工入选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些曾被捕，写过悔过书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而又没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变节分子”。于是，潘东周和杨青林就被他纳入了视线。
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博学多才，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的同学，与博古有着很好的关系。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潘东周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做了李立三的秘书。
正当潘东周前途充满光明的时候，王明取代了李立三。把持了中共的领导权，潘东周不幸成为他排挤的对象。原因是王明记恨潘东周。
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在潘东周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做编辑。在莫斯科过惯了安定生活的王明，低估了中国的白色恐怖，经常出入上海繁华场所，被租界的巡捕盯上并抓住审查。
巡捕让王明弄一笔钱来就放他走，脱逃心切的他立即写信让巡捕送给潘东周，这完全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把中共中央置于危险境地。
潘东周接到巡捕送来的信后，立即稳住巡捕，迅速出后门向中共中央报了警。中央火速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地址的同志转移，以防中敌圈套，遭到破坏。
巡捕没从潘东周那里拿到钱，自然没马上释放王明。王明被共产国际保释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他不检讨自身过错，反而对潘东周怀恨在心。他报复潘东周的方法是，在顺直省委遭受严重破坏，北方的环境十分险恶的时刻，把潘东周贬到顺直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导致潘东周在北京被捕入狱。
潘东周写了悔过书声明退党后，被释放出狱，他情绪消沉，闲在北京家中。期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赏识他的才华，劝他与国民党合作，被他婉言拒绝。苦闷中，他闭门钻研学问，潜心翻译《资本论》。
吴成方认为，怀才不遇的潘东周有很好的条件为特科服务，就派特科成员王继之和李光伟分别去做潘东周的工作。王继之和李光伟是潘东周的同乡和好友，他们鼓励潘东周振作精神，继续为中共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