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联络到肖明。肖明是湖南省新田县人，原名肖鸣，早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二七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教委员会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部长、敌工部部长。北京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病逝。
肖明欣然同意做吴成方的搭档，二人又找到了周怡。周怡与吴成方是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的同学加同乡，与吴成方一样，有一颗追求革命的心，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
就这样，以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作为核心力量的北京特科成立了。在陈赓的指示下，吴成方、肖明和周怡三人分头秘密发展物色人员，壮大组织。
吴成方首先把原中共北京市委隶属的“妇女支部”书记张玉琴发展为特科成员。张玉琴是个耿直的女性，因上司粗鲁、武断，1929年，她一气之下脱离中国共产党。吴成方深知她本质好，有做革命工作的基础，故而吸收为特科成员。张玉琴参加特科后，又把原北京妇女支部的韩桂琴(韩幽桐)带进了特科。
肖明则动员曾与自己一起反对过王明的赵作霖(赵梅生)、王定南(王佐宾)加入特科。赵作霖和王定南都曾经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成员。肖明还把自己的妻子赵铃(赵师昭)以及刘继曾、冀丕扬、吴化之、朱其文、袁静等一起共过事的人争取过来，作为特科的工作关系。
吴成方在领导中共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工作时，发展的成员很多都是北京上层社会知名人士。吴成方从中选择了有工作条件的张祝堂、许兴凯、毛俊可、吕一鸣为北京特科工作。
周怡与张友渔、阮慕韩、韩子栋、李澄之、郝任夫、王新民等人分别建立了单线联系，把他们定为北京特科的工作关系。韩子栋就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张友渔后来成为北京特科的正式成员，解放后担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
北京市公安局的于行前当年去采访张友渔的时候，张友渔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后，难抑激动情绪，提笔写下了“北方赤色之剑”六个字，勾勒出北京特科在北京云谲波诡、错综复杂的特殊环境下，采取非常的革命手段，在
历史烟云里留下一尊挥刀断索的凛然形象。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北京特科的“打狗队”也叫红队，负责营救被俘的领导同志，并铲除叛徒。特科通过关系搞到五支手枪，专门请来一位朝鲜籍的军人教授“打狗队”练习枪法。还从国民党西北军骑兵第四师张华堂的部队物色了一个叫马登科的神枪手。传说马登科的枪法好到不用瞄准，抬手就能打下飞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