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特科被毁，陈赓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陈赓大将》一书记载:“当时，以天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党组织连续遭受严重破坏，有许多党的负责同志被捕，党派陈赓和陈养山去天津，给予三项任务:一、营救被捕的同志，了解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有何办法可以营救；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了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二、清查叛徒，了解哪些叛徒对党威胁严重，必须加以镇压。”
客轮驶离上海的时候，陈赓站在船舱外，任长衫在海风中飘飞，虽然他脸上带着温存，内心却充满焦虑。顾顺章的叛变，使上海党组织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遭杀害，武汉方面的情报关系也全部被破坏，未被捕的同志大都撤离，上海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
陈养山担心船舱外陈赓的安全，劝他回舱内。陈养山的身份虽没暴露，但却耳闻目睹了上海党组织的遭遇。解放后，这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精英回忆这段血雨腥风时说，因为顾顺章叛变，“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帮工”张麻子周到地照顾着王根英娘俩，不离左右。张麻子也是革命党人，因为熟悉天津的情况，被周恩来指派保护陈赓一行。
担心年幼的儿子知非淘气，王根英紧抱儿子不撒手，与陈赓结成伉俪后，在协助陈赓工作中，她已经适应了与特务周旋的生活，锻炼得更加勇敢机警，两年中曾搬过五次家，但这次离开故乡上海去遥远的天津还是第一次。
在海上颠簸了四天后，客轮到达塘沽。陈赓一行又换乘火车顺利抵达天津，在张麻子的安排下，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赓来天津开商店做生意。
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周恩来与陈赓道别的时候告诉他，“到了天津，可以联系北平的秘密党员胡鄂公和杨献珍，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胡鄂公也是上海特科成员。中国共产党创办后，胡鄂公即在李大钊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为数不多的秘密党员，也叫特别党员，他利用自己国会议员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身份为中共秘密工作。
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胡鄂公和杨献珍多方努力，得到了刘少白的鼎力支持。刘少白也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在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期间就曾掩护和救助了许多共产党员，刘少白立即从北平赶到天津，动用上层关系活动。刘少白的理由很充足，遭被捕的党员中，有他的女儿刘亚雄和女婿陈原道。
在刘少白的努力下，最终使天津警察局松口，让刘少白“拿五千块大洋来就放人!”刘少白赶快把这一消息告诉胡鄂公，胡鄂公立即动身回上海向中央特科汇报并筹集营救款，故而与陈赓失之交臂。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又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清到自己住处。接上关系后，为了方便工作，陈赓指示陈养山留在大同公寓与杨献珍同住。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人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不禁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