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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齐头并进 两宋之世华夏文明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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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登封嵩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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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这一遗训的。宋王朝十分重视广开言路,鼓励士人关心国是,批评时政,提出改革建议。唐宋都以诗赋考试进士,但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则重赋。姚勉的《词赋义约序》极论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而赋乃“规谏之文”,古赋多曲终奏雅,赋的主要内容为铺陈排比,仅结尾点明规谏之意。但宋赋多以赋的形式议政,仅从题目就不难看出是议政议军之作,如田锡的《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之类。宋代还有非常设的制科考试,应此选者,一要缴进论、进策共五十篇,二要试六论,三要对御试策。进论和试论多借古讽今的经论、史论、政论;进策,特别是御试制科策更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苏轼的《御试制科策》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年老的仁宗。他指责仁宗怠于政事,有“忧惧之言”,“未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策入,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反对录取苏辙。仁宗不愧为仁厚之君,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但宋代毕竟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王朝,文祸之多远远超过唐代。杨亿诸人的《宣曲二十二韵》,讥刺真宗昼幸宫女,引起谗臣告密、真宗下诏,但也仅仅是警告而已,杨亿诸人并未因此而获罪。宋代有三大诗案,即乌台诗案,因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而起;车盖亭诗案,因为吴处厚曲解诬告蔡确《车盖亭》诗而起;南宋江湖诗案,因陈起所编的《江湖集》而起。这三大诗案基本上都是党争的产物,以个人恩怨为诱因,而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击异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贬谪而已,并没有杀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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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宋王朝不仅注意承传传统文化,也很重视学习邻国文化。宋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为了防止泄漏国家机密,不仅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交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且对同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密切的邻国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即使如此,宋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仍有很大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宋代远逊于唐。在唐代,日本常派遣唐使来华,其成员有不少为世俗、僧侣学者。中国的著名文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刘禹锡等,都曾与日本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话。但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但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太平兴国八年日僧奝然来华,献日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又携来《孝经》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孝经新义》十五卷。《王年代纪》是日本史书,有助于中国了解日本天皇的承传。太宗召见奝然,感慨本国之不足及日本的长处说:“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奝然说:“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并求印本《大藏经》,诏给之。除日僧来华外,也有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法。淳佑六年(公元995年),宋僧道隆应日僧的邀请,率弟子数人东渡日本,创建长寺,宣扬禅风,颇受日本幕府及僧众的欢迎。

  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超过唐代,出现了由政府资助的大型赴印取经团。由于《西游记》,特别是电视剧《西游记》的影响,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玄奘虽曾正式表请赴印,但未蒙许可。贞观三年因连年灾荒,朝廷允许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利用这一机会随商人赴印。历尽千辛万苦,于贞观十九年返回,才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并要玄奘翻译佛教经典。在整个唐代似乎从未出现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经。相反,宋太祖曾派继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佛法。后又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法,诏许之,并赐钱三万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个人赴印取经,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天圣中僧人怀问曾三往天竺,这也是唐代所没有的。淳化四年诏西边诸郡,梵僧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罗梵经,又表明梵僧来中国及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数量一定十分可观,因为政府不可能为个别僧人下此诏令。印度僧人来华者也很多,有的还在中国担任僧职。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吴越王钱俶曾遣使向高丽求取佛典。次年高丽即遣僧谛观送诸教典籍来吴越。宋代还从高丽回流一些儒家典籍,如《京氏易传》。高丽的文化用品也广泛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士人所喜爱,常常作为礼品赠人,如高丽纸、高丽墨、高丽猩猩毛笔、高丽松扇、高丽饮器、高丽磨衲(袈裟)之类。苏轼曾被命出使高丽,后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秦观《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可证。高丽常派留学生来中国求学,金行成在中国进及士第后,留在中国做官,累官至殿中丞,通判安州。元丰末和元佑初,高丽文宗第四子、僧统义天来华问法学道,中国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完全是破格接待。义天带来中国当时已失传的《贤首章疏》,还以金书三译《华严经》一百八十卷赠杭州慧因寺,慧因寺特为建阁藏此经,故俗称慧因寺为高丽寺。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汉籍的大量外传。宋以前,中国典籍基本上靠手抄流传,连中国人自己要得到一部书都很困难,对外传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书业很发达,大量图书通过公私渠道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宋王朝对此虽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国家机密的诏令、奏议、策论等的外传,对各国索取其他图书,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流传到高丽的宋代典籍,包括了宋以前的主要典籍及宋代编印的重要图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蜀版《大藏经》等。没有印刷术的发展,这样大部头的图书很难外传。

编辑:刘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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