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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杀牛先向政府报告,私自杀牛要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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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是农耕时代宝贵的社会财富。无论是小农家庭,还是朝廷,对牛大多关爱有加。宋代法律规定严禁屠杀耕牛。要杀,也得向政府报告缘由,由官家统一来杀。

  编订于北宋初年的《宋刑统》中,有“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牛马者徒一年”的法条。到了南宋,刑罚更重,“诸故杀官私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伤致残,只要影响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杀死罪对待。如果杀死自家养的牛,则要劳动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重罚之下未必就没有。法律条文再细密,再严厉,也有不怕扑火的飞蛾。在一些地区,老百姓不仅不把禁止杀牛放在心上,而且大吃特吃牛肉,甚至有“一乡皆食牛”的壮观景象。

  那时候,宫廷以吃羊肉为美,老百姓却“以牛肉为上味”。受利益驱动,不少想捞一把的投机分子积极挥起屠刀,史称“不逞之辈竞于屠杀”。当真是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给。据记载,从洛阳到开封,“鬻牛肉者甚众”,公然买卖牛肉的店铺随处可见。

  诸位若要问上一句,地方官就这么不管不问,难道他们都是瞎子吗?回答还真是肯定的。在吃牛肉这个事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都选择了做睁眼瞎。在他们的姑息纵容之下,法律只是法律,食欲得到空前解放。

  之所以不落实朝廷部署的屠牛禁令,地方官自然有他们的小算盘,不外是数钱数到手抽筋,让钱包尽快鼓起来。不过您可别给想歪了,他们并不是为了个人致富,而是增加地方收入。说到底,是为地方造福。

  早在宋代初年,一些地方面对百姓杀牛吃牛的“反动”行径,就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搞“严打”,而是就坡下驴,打着因地制宜顺应潮流的旗号,开征牛肉税。

  其实,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保护耕牛的理念没有错,但各地区情况不同,在那些活牛多如牛毛的地方,牛并不是稀缺性生产资料,甚至与家养鸡鸭没什么差别,杀来吃肉,谈不上有多影响农耕。

  放开屠牛禁令,打开牛肉市场,一方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菜篮子,一方面丰满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不论是一县之长,还是一州之长,作为地方父母官,一只耳朵听万民称颂,一只耳朵听银钱叮当,造福于民,造富于官,何乐不为。这种双赢的执政理念,就该得到推广。

  可惜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元1031年,山东莱州知州张周物特立独行,对这个事儿看不过去,跟仁宗打了个小报告,说“官禁屠牛,而州场税膀有收算之文”。意思是官家明明禁止杀牛,却还要收牛肉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看看身边都成了什么样子,高呼严禁杀牛的口号响彻云霄,满大街却牛肉飘香香飘万里,很不像话。这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阳奉阴违,有悖朝廷精神吗,这不就是地方上躲在旮旯里玩弄的潜规则、钱规则嘛。说小了,是管理不到位,说大了就是公然对抗朝廷哇。

  张周物这一番话,说的不无道理,却也没什么道理。他的道理在于,地方执行力不够,蔑视国法,蔑视朝廷权威。他的没道理在于,忽视地方特点,开展工作搞一刀切。事实确实如此,官僚主义的公文从来不管地方实际,全国山河一张纸地发将下去。这么一级一级地拍下来,地方上能有啥办法,只好走形式主义道路,拿形式主义的挡箭牌,防防官僚主义猛箭。

  牢骚归牢骚,不管怎样,这事儿最后让皇帝大人知道了。于是,从宋初到仁宗,糊了七十多年的窗户纸终于捅破,牛肉税自此废止。

编辑:罗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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