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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齐头并进 两宋之世华夏文明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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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声赋意图 青瓦白屋,瘦木飘摇,霜天渐晚,远峰朦胧,一派秋意萧瑟的景象。图中所表现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名篇《秋声赋》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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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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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枣庄,男,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编有《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二十五史全译》中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全译。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与宋代文学研究,先后出版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轼诗文词选译》、《三苏图传》、《论西昆体》、《宋文纪事》、《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北宋文学家年谱》、《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苏轼研究史》、《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影印出版有《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等。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开始。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代文化辉煌灿烂,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科技以及学术文化的其他领域,都硕果累累,群星争耀。关于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后人也几乎持同一看法。今人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为什么说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文化为什幺能够跨越百代,超过汉唐呢?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完备的文官政治。宋代历朝不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军,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这与宋王朝限制武将、宦官、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最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

  哲学上形成了程朱理学。汉、唐儒学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后人又称为新儒学。《宋史》在《儒林传》外,专设《道学传》,就说明了道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学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对宋、元、明、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从先秦至宋前,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析,文笔流畅,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富于文学色彩。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编年史名著。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中国的正史。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南宋还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影响很大,继踵者很多,有《左氏传事类始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编辑:刘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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