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认为,黑格尔思想是对西方哲学辩证思维传统的继承,而《老子》的思想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如《庄子·知北游》云“余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韩非子·解老》云“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郭象《齐物论注》之所谓“既谴是非,又谴其谴,谴之又谴”等等,都表明他们意识到了理论思维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并无而无之,并空而空之,忘虚息止,谴其谴而非其非,皆否之否、反之反,所以破理之为障,免见之成蔽”。直到王国维论学问三境界,皆足以与《老子》所谓“逝”、“远”而“反(返)”之境界相参印。
第二,通过对“易”字“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哲学关于本体之“不易”与样态之“变易”(“常”与“变”)的辩证学理,论证了中西哲学本体论的共性。
诚然,西方哲学讲本体论,体现着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的辩证精神,如赫拉克利特论“唯变斯定”,亚里士多德论“不动之动”,普罗提诺论“不动而动”,奥古斯丁论“不变而使一切变”等等,简直不胜枚举;歌德把辩证法形象化为文学的语言,其咏万古一条之悬瀑,以不停之“变”与不迁之“常”二字融为一字(Wechsel-dauer),直堪与“奥伏赫变”一字媲美。
然而,在钱锺书看来,所谓变不失常、一而能殊、用动体静,乃是中国古代哲人论说天道运行的常谈;歌德的以不停之“变”与不迁之“常”二字融为一字的“自铸伟词”,也可以汉语的“变易”而“不易”之“易”一字当之。《易·系辞下》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是讲变易;云“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是讲不易与简易。《易》所阐明的这一变不失常的道理,也体现在《老》《庄》《列》及儒、法典籍所作的发挥之中。《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言“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列子》云易为“万化宗主,冥一而不变者也”。此外如《管子·七法》以“则”与“化”并举,《公孙龙子·通变论》有“不变谓变”之辨,《韩非子》言“常者,无攸易,无定理”,《中庸》云“不见而常,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更有苏轼《前赤壁赋》所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一文学作品的妙语正是对《易》之所谓变易而不易的最好注解,也与歌德咏万古一条之悬瀑的寓意相同。
当然,汉语之富于思辨性决不仅仅表现在“反”字和“易”字上,这只是两个特别显明的例证而已。钱锺书告诉我们,《老子》云“夫惟不厌,是以不厌”、“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也是相反二义合训并用的例证,并在哲理中包含着文字运用的机趣。汉语的这种极适合于辩证思维的性质也不仅表现在《老子》和《易经》中,而且表现在中国古代其他典籍之中,如果说《老子》“反者道之动”这五个字可谓“约辩证之理”的话,那么《孟子》之所谓“无耻之耻,无耻也”这七个字则可以说是“示辩证之例”了,二者皆可谓“简括弘深”。又如白居易和杜荀鹤的哲理诗:白居易云“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杜荀鹤云“说空空说得,空得到空么”,都是把同一个字的并行分训与背出分训同时或交替运用于“意在提撕”的哲理诗中。试想,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哲学头脑,谁又能理解这种富于思辨性的语言呢?而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娴熟运用这种富于思辨性的语言,不恰恰证明了这是一个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的民族吗?
许苏民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