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不如德语富于思辨性吗
——钱锺书对黑格尔臆说的廓清
长期以来,汉语不如德语富于思辨性的观点风行中国哲学界。流行的风气是,研究哲学而不懂古代汉语是无人瞧不起的,而不懂德语则遭人鄙薄。大家都从自己的西方哲学史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一观点,但老师、甚至老师的老师的观点也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如钱锺书所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 举‘奥伏赫变’(Aufheben,扬弃)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管锥编》第一册《论易之三名》)为了廓清黑格尔的这一臆说,钱锺书对古代汉语和哲学典籍作了深入研究,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汉语与德语同样富于思辨性,证明了运用汉语进行哲学思辨同样可以感受到理论思维的乐趣。
钱锺书认为,在汉语中,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的情形实在太多了。他举例说,“易”一名而含三义,一是易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诗”一名而三训,一是承,二是志,三是持;《论语》的“论”字,按照皇侃《论语义疏》的解释,有四种含义:“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涵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万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此外如“王”有五义、“机”有三义、“应”有三义、“佛”有五音六义等等。他认为,字的多义性是客观事物之理和人的精神心理固有的辩证性质的反映,在这方面,中西语言文字并没有区别:“赅众理而约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如前所举‘易’‘诗’‘论’‘王’等字之三、四、五义,黑格尔用‘奥伏赫变’之二义,是也。”
钱锺书把具有多义性的语言文字在哲学文本中的运用区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只取一义。这是形式逻辑对语言确定性的要求,无论中西,都是一样。即以德语“奥伏赫变”而论,黑格尔说这一词汇蕴涵“灭绝”与“保存”二义,但在德文哲学书中实际运用的时候,却多为取其一义。二是“并行之分训之同时合训”。如汉语的“是”字,兼有“然”与“此”二义,与“非”与“彼”相对,在《庄子》中用以说明矛盾双方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之条件的道理。三是同一个字的相反二义的合训并用与“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由于它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精神,所以,钱锺书对此作了大量论述。
第一,通过对“反”字的字义考索和对《老子》“反者道之动”这一命题的诠释,作出了“黑格尔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的深刻论断。
钱锺书认为,汉语在辩证思维中的运用,与德语相比,可谓毫不逊色。《老子》一书是其最显著者。他在《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反者道之动”》篇中,对此作了论证。他说《老子》之“反”字融贯正反之反(违反)、往返之返(返回)两义,是正、反而合的一个典型范例,“《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足与‘奥伏赫变’齐功比美,当使黑格尔自惭于吾汉语无知而失言者也。”
《老子》第二五章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钱锺书认为,这句话可作“反者道之动”一语的注解,它揭示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试以通行术语诠之。‘大’为正;‘逝’者,离去也,违大而自异,即‘反’;‘远’乃去之甚、反之极;而‘反(返)’者,远而复,即反之反(de-nega-tion),‘至顺’即‘合’于正。故‘反(返)’,于反为违反,于正为回返;黑格尔之所谓‘否定之否定’,理无二致也。‘反者道之动’之‘反’字兼‘反’意与‘返’亦即反之反意,一语中包赅反正之动为反与夫反反之动而合于正为返。”他说黑格尔讲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讲辩证法的规律像一个首尾玄合的圆圈,讲“道”的精髓见诸事物的自我否定和向出发点的复归,讲思维的运行如圆圈之旋转云云,都无非是老子“反者道之动”这句话所蕴涵的深刻意义的阐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