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心知理亏，只得以“我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相回避，躲躲闪闪地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共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也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这天，周恩来正式通知赫尔利，他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慌了，极力挽留周恩来，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并且许诺：“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
周恩来坦诚相告：“联合政府本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的，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会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满以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再晓以小利，便可以将对方说得心动，没想到却在周恩来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赫尔利知道，中共的军队不可能隶属于国民政府，并接受蒋介石的统率，于是，他想出一个“曲线统一”法，向周恩来提出了两条补充意见：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赫尔利可谓是机关算尽，想以“仲裁国”的身份，帮助蒋介石实现其不费一枪一弹，便可全部收编共产党武装的愿望。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企图，当即受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赫尔利“曲线统一”不成，干脆赤膊上阵，公然阻止给八路军的正常援助。1月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申请美元贷款，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知道后，立即给美国国务卿发去电报说：“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向罗斯福转达了蒋介石捎来的2条信息：一、国民党不论共产党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在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支持国民政府。4月25 日，联合国将召开成立大会。消息传来，周恩来立即给赫尔利致电说：国民党政府是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此意见请转达美国总统。可是，赫尔利却一再拒绝，后经不断努力，只允许中共派董必武一人为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
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又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民党军派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尔利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应邀前来和谈。他不仅多次与蒋介石会谈，并且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国共产党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更纠正了国民党反动派妖魔化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偏见，毛泽东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深受国统区人民的认知和喜爱。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赫尔利于无意中竟给毛泽东、共产党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却给蒋介石帮了倒忙，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米。
毛泽东发誓赶走赫尔利
1944年七八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组长为戴维·包瑞德上校。他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而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赫尔利是个胸襟狭小的人，一直将包瑞德等视为史迪威的人，必欲扫地出门而后快。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他严厉警告说，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是由于包瑞德透露信息。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寻机报复，先是给包瑞德的晋升设置障碍，使包瑞德失去唯一的一次晋升将军的机会，然后，再无端地撤了包瑞德的职，随之便将他调离中国。
赫尔利回国述职的时候，美国驻华使馆的文武官员聚集一处，畅所欲言，检讨赫尔利对华政策，认为事情的发展极为严峻，应该给国务院写一封急信。这封信由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起草。这封信大胆地批评说，由于赫尔利的错误，致使蒋介石“不愿作任何妥协”，而共产党又以为我们“支持蒋介石”，于是，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隐伏着深刻的内战危机。他们建议：总统应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力量“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赫尔利更是明火执仗，为虎作伥。他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国共产党已被列入他的黑名单。他还无所顾忌地追究使馆内的“不同意见者”。谢伟思便深受其害，被强加“偷窃文件”的间谍罪与其他6人一起被逮捕。拔掉了眼中钉，赫尔利称心如意，蒋介石也兴高采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针对赫尔利在美国的胡言乱语，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文章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时值中共七大闭幕，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严厉批评赫尔利扶蒋反共的卑劣行径。毛泽东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诬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滥调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毛泽东还说：“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舆论指责他“颠倒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已是声名狼藉，美国不得不纠正他所造成的偏差，改公开扶蒋反共为扶蒋容共，企图通过所谓“调处”国共关系，不战而控制中国。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很不情愿地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职信。自此，便再也无颜踏上中国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