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去世后，哈佛大学称其为“过去半个世纪中全世界政治学巨人之一”。亨廷顿50多年学术生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的观点总是在世界范围引起激辩。比如，《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秩序远比政体形式（民主还是威权）更为重要，他断言“国与国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能力”；当然，还有并非他最重要但却是最著名的“文明冲突” 论：在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主导范式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将被（主要以宗教来界定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代替。
2008年12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去世，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夜。15年前，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引起全世界热议。他在一个宗教节日去世，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描绘了一幅西方文明内忧外患的场景。他所谓的“文明”，主要是指宗教；他所谓的“西方”，指的是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些地方；而他所谓的“西方文明”，在现代就是欧美文明。在亨廷顿眼中，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核心是欧洲传统、基督教、英语和新教价值。欧洲是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他认为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这个责任不可推卸地落到了美国头上。
亨廷顿是个保守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的文明冲突论体现出盎格鲁-萨克森文化的优越感，但是他从来不明着说。
每本书都会成为靶子
亨廷顿1927年出生在纽约市的一个盎格鲁-萨克森新教白人家庭，从小显露出过人的才华。16岁进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就完成了四年的课程，并以出奇优异的成绩毕业。短暂从军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在哈佛攻读政治学博士。1950年，23岁的亨廷顿开始边读书边教书。此后，尽管亨廷顿经常在政府和军队中全职或兼职工作，他最主要头衔一直是哈佛大学教授。对于学生来说，亨廷顿的课并不好上。一来是他坚持小班上课，容量有限，选课不易；二来是他讲课比较单调，时而眯缝着眼睛，时而眨一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桃李芬芳，以《历史的终结》一文名扬世界的福山，就是他的学生。
亨廷顿是大学问家，有17本著作。业内有人说，这些著作本本不同凡响，也有评论说，亨廷顿善于引发争议。
1957年，不到30岁的亨廷顿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亨廷顿在书中提出，美国的自由社会需要军事机构的保障，而军队要承认“人性的非理性、软弱和邪恶。”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控制军队的最好办法是制度化和法制化的限制，而亨廷顿别出心裁，他认为控制军队的灵丹妙药是将其职业化。《士兵与国家》出版后备受争议并引起一些人的愤怒，写书评的将他和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亨廷顿因此丢了哈佛大学的教职，跳槽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当副教授。不过，四年后，哈佛用教授的头衔把他请了回来。
1968年，亨廷顿的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再次引发巨大争议，他将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描绘成“令人满意”的国家。他的论点是，成功社会的关键在于秩序，有了秩序才能有变革的条件，因此能够保证秩序的机制，哪怕是独裁和专制的，都是合法的。
2004年，亨廷顿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面世。此书出版后，成为被挑战的靶子。亨廷顿认为美国总体上是由“盎格鲁-萨克森新教”的文化和宗教界定的，面对汹涌的西班牙移民潮，美国无法同化这些异族。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亨廷顿预言，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将把美国改变成“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的国家”。亨廷顿一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历史上试图将本国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的努力无一成功，这种努力的结果反而使自己的国家走上精神分裂而无所适从的道路。因此，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文明的冲突——为保守主义穿上文化的外衣
亨廷顿的17本书中，最著名的还是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该文在三年内引起的争论，超过杂志40年代以来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面对如潮的批评和驳斥，不服气的亨廷顿把这篇29页的文章扩充成《重建》一书，1996年出版。书很畅销，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书卖得好，不是因为受欢迎，而是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议，这与当年冷战刚刚结束的大气候有关。
当地球人告别了“两个阵营、三个世界”时代，世界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热议问题。亨廷顿的学生福山匆忙做出结论，共产主义败了，历史将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亨廷顿不这么看，他认为乐观的西方人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幻觉。他写道：“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亨廷顿预言，21世纪的战争是文化和宗教之间的战争，即文明的冲突。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一文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而1996年《重建》一书的末尾描绘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战争场景。
从文明的角度讲，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
中共中央党校的青年学者孙相东副教授认为，文明冲突论并非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它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政治。亨廷顿提出这个理论的目的在于为自己信仰的保守现实主义提供合理化工具。
现实主义者悲观看世界。在他们眼中，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性不可预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实主义者奉行实力至上原则，由于强调美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军事和情报能力，为最坏的事情做好准备。保守主义的核心是确保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生存，保卫现有秩序和稳定。保守主义者对内提倡维护基督教道德和价值观、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对外宣扬维持美国的永久优势和主导地位。这些都是经典的政治思想，亨廷顿为他们穿上了文化和文明的衣裳。
值得一提的是亨廷顿对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关系的描述，按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的解释，亨廷顿“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学不了西方，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市场经济、法治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或者说，西方的这些东西你学不了，我也不提倡你学。这套只有我适用，用了挺匹配。儒家文化的，伊斯兰文化的，你弄不了法治、民主这套东西，你也别学了，你就弄你的吧。” 王缉思把亨廷顿的观点归结于文化上的排外，“他认为美国过去和现在的这套东西很好，如果美国受了中国或者印度的影响，美国就衰弱了。”这在孙相东看来，恰恰是文明冲突论的软肋。
孙相东认为，文明冲突论的矛盾在于，既要肯定世界秩序应该稳定，又不能将世界秩序提升到和谐、民族和解、文化交融的程度，因为这样做势必导致美国国内文化多元化泛滥，从而破坏了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盎格鲁-萨克森文化的纯洁性。按照亨廷顿的逻辑，维持一个多文明、不友好的外部世界，有利于打击国内的文化多元化现象。打个比方，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敬和宽容，与对国内文化多样性的不尊敬和不宽容成了一个人的左膀右臂。
两只胳膊不一样的人，是亨廷顿一个人的影子，还是一群人的缩影？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新闻主编）
《 大地 》（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