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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夫人苦守空闺抑郁难忍 终发疯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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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良

  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妻之姻缘际会,本质上源于患难之交。留苏时期,蒋经国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搞小组织,被苏共开除党籍和团籍,受流放西伯利亚处分,因而和女工蒋方良结识(按:她的俄国名字叫“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蒋方良”是她到中国之后。由蒋经国为她取的)。

  苏联流放时期的蒋经国,身处异邦极寒之地.人生地不熟,幸亏得助于蒋方良,得助于蒋方良故乡的基本人脉资源,才能在冰天雪地摄氏零下—二十度的北国异地有吃有穿,总算可以苟活性命。有谓蒋经国在苏联.曾对蒋方良有“英雄救美”之恩,但是,吾人宁愿更倾向相信在蒋方良祖国,蒋方良才是救蒋经国一命的再造恩人。假如不是认识了担任女工的孤儿蒋方良,不是蒋方良同情蒋经国这个藉藉无名的瘦小中国青年,给他家庭般的温暖,给他暖烘烘的食物、冬衣,蒋经国怎能在极度艰困恶劣的异邦,苟活到蒋介石透过外交渠道,要求斯大林释放蒋经国回中国?

  蒋经国以婚外情回报蒋方良搭救之恩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易位,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蒋经国回到祖国,而且他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动乱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在俄国,蒋经国要依赖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逆转。蒋方良处处要依靠蒋经国。但是,我们倒要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报答过去蒋方良对他的“患难真情”。

  蒋方良为他生下一对子女——孝文、孝章之后。适值抗战爆发。蒋经国受父亲蒋介石之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江西。受父荫保护的蒋经国,初得官位.志得意满,风流好色的潜意识,却在此时逐渐高涨。章亚若适在蒋经国专员公署做文书工作,等于是蒋经国的秘书。近水楼台之便,蒋经国和章亚若从眉来眼去,发展成两性关系,进而珠胎暗结。高明的蒋经国,似乎深得“最危险之处即是最安全之处”的个中三昧,竟然还命章亚若担任蒋方良的中文教师。为太太恶补中国话和中文,忠厚老实的蒋方良完全被蒙在鼓里。

  章亚若明地里是蒋方良的中文“启蒙师”,暗地里则是她的“情敌”。可怜方良竟然到了风烛残年,才得知“小老师”章亚若竟是蒋经国婚外情对象,还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蒋经国是以“劈腿”,来揭开回报昔日霜方良对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从此之后,蒋方良即无日无之地生活在接二连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蒋经国夜夜笙歌蒋方良苦守空闺

  胜利复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当年陪同甫自苏联归国的蒋经国夫妇,晋见父亲蒋介石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抗战结束之后,又重做冯妇,回锅当杭硝前市长。杭州的两年放浪形骸岁月,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塔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太子”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蒋经国把“欢乐”留给自己。却将“孤独”送给蒋方良。这是青年蒋经国回到祖国之后,回报给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礼物”。

  国民党大陆垮台之后,周象贤曾任第三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此时,侍侯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边缘化,“局长”一职,是周象贤在台湾的最高头衔。

  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是,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人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此妹曾经是丈夫密友。

  从章亚若以来,这位杭州姑娘之后台湾时期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焦鸿英和丈夫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之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来台初期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的她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利用蒋方良的单纯,利用蒋方良的宽厚,是蒋经国得以恣意纵情的根本原因。讲得直接一点,蒋经国吃定了蒋方良对他无可奈何,吃定蒋方良必须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国异邦安稳过日子。

  历经忧患和挫折,也历经了各种风雨飘摇,各种大风大浪、飞短流长,从未让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丝毫动摇。蒋方良虽为俄国籍,若论她对中国“三从四德”之服膺,则犹为中国妇女之所不及者。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蒋方良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纵使打翻醋坛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因为身处异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赖蒋经国。她的无奈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解决。她成长于典型东正教俄国农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精神特别注重家庭价值,所以她终生依附于蒋经国身边,过的生活即使再苦闷、再艰辛,亦从来没有一丝怨艾。

  尽管生活在不断被背叛的阴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十三四年当中,毋宁亦是蒋方良生命最有光采、最富活力的一段岁月。我相信认识蒋方良的官太太,应该都会认同,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其实才是真正开朗的、阳光的蒋方良。蒋经国自己忙着当花蝴蝶,他自然无暇对蒋方良多所干预。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近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最常到长安东路18号和蒋方良聚会的,包括了张师太太、王叔铭太太、赵聚钰太太、衣复恩太太、毛瀛初太太、明星花露水老板的太太等人。还有少数几位住在台北的白俄妇女,他乡遇故知,和蒋方良偶有往还。基本上蒋方良的朋友圈子。仍以蒋经国亲朋旧部的太太为主。

  长安东路房子比较窄狭,不适合打牌,不过偶尔有官太太起哄,凑够了牌搭子,还是可以在房里作方城之戏。

编辑:刘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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