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为什么要搬走]
又一个牛年来到了。
春节过后，我的小侄子快出世了。爸爸对哥哥说，他希望哥哥一家三口能够搬出去住(当时我们全家住在一套单元房子里)。爸爸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爸爸希望哥哥另行安排住处(按父亲的要求，小侄儿出生后，一直没有回过报房胡同的家)，可是，成家不久的哥哥搬到什么地方呢？在住房紧张的上个世纪70年代，这可是大难题。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哥哥参加工作只有几年，这样的资历是排不上队的，买房就更没有这一说了。
爸爸委托有关部门协调此事，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做了相应的调整，准备把哥嫂和即将出生的小侄子安置在同一条胡同的另一座宿舍楼里。房子很简单，但好处是距离父亲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过去。爸爸生性不喜欢求人，能够有这样的安排已经很好了。我还记得他回家告诉哥哥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欣慰和慈祥，让人感到暖融融的。
然而，第二天爸爸一出去就改变了主意。这样反复了两次，我猜出来了，爸爸准是遇到了难题！可我感到困惑，组织上已经考虑到家里的困难了，还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最后，爸对哥说，他的住房是国家分给他工作用的，除此之外，他不能向组织提出更多的要求，爸爸让哥嫂自己想办法解决。
尽管无处分房，更无处买房，可面对父亲的难言之苦，做儿女的只有体谅和理解。哥哥决定，和怀着小侄子的嫂子回丈母娘家，在一个大革命时期的红军老干部家里住下，嫂子的妈妈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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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转，预产期将至，哥嫂携带一些随身的用品在嫂子家住了下来，那是一处朴素的四合院，他们准备等孩子平安出生后再慢慢安顿。报房胡同的家越来越寂静了，静得令人感到丝丝的寒意。除了周末，爸爸每天都归来得很晚。
8月中下旬的一天，哥哥终于搬走了。本来哥哥搬走早已成定局，只是没有去处拖了下来。爸爸允许哥哥继续使用他小屋里的家具和物品，哥哥带走了其中的床、桌子和书架，离开时应宿舍管理员小贾要求，列出了清单，并签了名(当时家里使用的家具都是租用单位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说，家中一切摆设保持母亲生前原样，谁也不许动。可不到两年，情况大变，哥哥担心他走后，母亲的物品将被弃之如垃圾(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所以，匆匆将母亲的一部分衣物、信札、随身用品等一起带走。哥哥的同学帮助借了一部老解放牌汽车运走了这些物品。
当时，家里够得上“大件”的物品是我每天练琴用的东方红牌立式钢琴；我的东西是两个约60×40×50厘米的木制包装箱，里面装着儿时攒起来的小人书、各国糖纸、在海边收集的贝壳、爸妈出国为我买的洋娃娃……
爸妈一生两袖清风。妈妈常说，共产党员没有私人财产，除了买药看病等临时费用外，他们没有其他储蓄。唯一值点钱的，大概算是爸妈留下的几幅字画、册页等，但这些东西我们连动也没有动过。
家里就剩我和爸爸了。那时我一直以为，我有把握和父亲沟通。我想马上告诉爸爸，不管他将来搬到什么地方，无论如何要把钢琴保存下来。可是父亲上班还没回来，我要按时回单位(部队规定战士不能在外过夜)。怎么办呢？情急之中，我在一张便条纸上给爸爸写了几行字，拜托他一定要替我保存好这架妈妈留下的钢琴，然后用胶水将其贴在钢琴头上。我想，爸爸下班回家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即使爸爸顾不上，我相信周围的长者，他们一定会协调处理好这件事的。可是我实在是太天真了！此后不久，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架东方红牌钢琴。
30年后，一些媒体在从未与当事人核实的情况下，对乔家的事情作了片面失真的描述，一些误传在弥散着。而哥哥搬家这件事亦被刻意渲染，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乔冠华的儿子从家中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伸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经历“文革”抄家浩劫之后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完全违背了事实真相，作为亲历者，我们有必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