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先生于近日去世。他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之一。扼腕叹息之余，大众忽然开始了某种担忧:近几年武侠小说在金庸古龙之后，再难有新的大师备受推崇。武侠传统能否在现代继续下去？还是最终沦为影视剧的炫技而已？
这种担忧放在十几年前，估计不值一提。
彼时，武侠小说还是不入流的“娱乐读物”，一大批年轻人虽被作品里的侠义豪情迷得心驰神往，做梦都想成为武林高手去匡扶正义，但看起书来却是遮遮掩掩，以免被长辈们奚落为“不务正业”。直到金庸的作品被选入教科书，武侠的文学研究方兴未艾，舆论才醒悟过来:原来“侠”的情结，是中华民族千古以来的文化传统。
从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到唐代志怪传奇中的游侠模式，再到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试图建立武侠这一类型，“侠”的概念，一直是古代庙堂与江湖之间某种张力的隐喻，也是炎黄子孙如何看待正义、对待世间百态的民间价值观体系，故而儒、道、佛的哲思总是贯穿于江湖的恩怨纠葛。武侠小说，也就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文类，甚至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化形象输出的突破口。
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说，梁羽生之后的武侠将何去何从，今天确实值得一思。
首先的疑问就是:武侠小说在民国初年，只是众多通俗文化类型之一，可一个世纪过去后，一些戏曲民乐、古典读物在现代已面临生存危机，唯独武侠小说仍以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在现代大众文化领域飞扬驰骋。这是为什么？
不妨从“五四”看起。当时白羽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借鉴西方反讽骑士文学，对备受尊崇的“侠”居然产生质疑，其小说中的大侠与凡人无异，甚至被声名所累，封建社会的侠义江湖自此没有了神话色彩，成为普通人类社会的缩影。此后，古龙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求新求变求突破”，借鉴欧美、日本文学，笔下的江湖，不仅消解了神圣性，还进一步平民化琐碎化，主人公们与其说是担当道义的游侠，不如说是桀骜不驯的浪子。到了金庸，用的是精英的智慧、历史文化的笔触，可主角们全然没有古典大侠的群体身份认同，反而凸显了个体的孤独感，传统的正邪之分完全被颠覆，衡量的标准似乎只能求诸己身，侠的冒险经历也不再围绕如何救人，而是灵魂的自救。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追求自由正义，结果却与世俗原则产生难以调解的矛盾。《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更是一个不懂武功的小人物，凭着左右逢源混得风生水起。这分明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心灵写照和生存困惑！
由此可见，武侠小说风靡至今，是因为它完成了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文化转型。武功的奇观诡异仍在，天人合一的传统哲思仍在，但是塑造的“江湖”、书写的“大侠”，却已经是一个现代社会孤独的个体所面临的困境，追求的人性也是基于启蒙与批判的现代意识。令当代读者惺惺相惜的，绝非满嘴仁义的完美楷模，而是独孤求败式、甚至带点狷狂邪气的坚强个体。
以此再看新世纪，侠的传统若要更好延续，是否必须再经历一次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