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妻子到党内可信赖的同志
如前所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以后的生活虽因政局的变化而动荡，但也温馨、幸福，不过国民党内仍有人对此持异议，他们甚至故意称呼她为“宋小姐”而不是“孙夫人”以示不满。
1922年6月，在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的危急时刻，宋庆龄毅然留下掩护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却险遭不幸并因此而流产，终生不能再孕。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敬重。同年6月28日、2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宋庆龄为接受国闻通讯社记者采访而撰写的文章《广州脱险》，这篇文章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事变的真相及她和孙中山死里逃生的经过。作为一位女性，宋庆龄为保护丈夫和中国共和之父孙中山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打动了无数读者。此后“夫人 ”或“孙夫人”便成为党内同志和普通民众对宋庆龄的称谓。
宋庆龄进一步为党内同志所了解则是在1924年底至1925年3月她陪伴孙中山北上期间。当时她对孙中山体贴入微的照顾使随行人员无不为之感动。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她强忍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焦虑宽慰孙中山，说服他接受中医的治疗；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临时行辕，她衣不解带、食不甘味、随侍在孙中山的病榻前；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她从大局出发支持国民党人恳请他预立遗嘱；孙中山逝世前一天，她又在家人及在北京侍奉孙中山的国民党人的见证下，含泪托着他的手腕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分别签字。所有这些无不令在场的国民党人为之动容。当时作为孙中山中文秘书的汪精卫对孙中山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他们的这种感受：“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
可以说是宋庆龄的品格征服了众人。而孙中山在病危期间对宋庆龄的信任与期待，以及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忠贞又使她的形象不断得到升华，继而确立了她作为国民党内的重要成员、未来执行孙中山政治遗嘱的受托人的地位。
3月11日凌晨，病危的孙中山召唤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等到病榻前并告诉他们：“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政治嘱托。这一行为一方面表明孙中山希望党内诸同志能够继续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又向党内同志表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同志，因此她是自己政治遗愿的重要托付者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的临终嘱托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同日上午孙中山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之后，仍对国事、家事放心不下。在国事方面，他叮嘱随侍在身边的同志：“我他无所惧，唯恐同志受内外压迫，屈服与投降耳”；“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
在家事方面，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床前，叮嘱他们要“顺事继母宋夫人”。
此刻的孙中山仍然对未来宋庆龄的处境放心不下。在党内同志面前，他一改以往“欧巴桑”的称呼，郑重地以“廖仲恺夫人”的称谓呼唤何香凝到自己身边，用手指着宋庆龄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