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期间她和父母住在横滨，经常由父亲或姐姐陪同到孙中山的住处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的记载，从1913年8月到同年12月，她同父亲和姐姐一起曾11次拜访孙中山。1914年1月她陪伴生病的母亲回国治疗，当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之后，她“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此刻宋嘉树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他身体虚弱，作为女儿，宋庆龄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1914年3月，宋庆龄回到日本，继续帮助父亲和姐姐协助孙中山工作。同年6月以后，因为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她开始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在协助孙中山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她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和夫人。她这样告诉远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孙中山不仅将各项革命工作托付给宋庆龄，而且时常与她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帮助她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对于这时的宋庆龄而言，孙中山不仅是党的领袖、父亲的老朋友、自己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榜样。在她看来，孙中山的思考与实践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支持孙中山与推动中国革命，帮助孙中山与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在这里合二为一。用宋庆龄的话说就是：“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作为妻子，婚后的宋庆龄随侍在丈夫身边，陪伴丈夫散步、就医，督促他在工作的间隙稍作休息或锻炼，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孙中山的卫士和副官马坤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家居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她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她每晚都同孙中山坐在一起看书聊天，还常在家里放电影。他们在工休时打门球，工作人员都同他们一起玩。孙同宋常说笑话，还彼此取笑。他随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
处在密探的跟踪与监视下，宋庆龄像所有的妻子一样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告诉友人：“如果他不与我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安。”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我现在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所高兴的是我鼓起了勇气，克服了胆怯和怀疑而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我感到心里平静了下来，并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
谈到自己的丈夫时，她心中的自豪与幸福感溢于言表：
“你记得吗？在蒙特利特时我们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