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一直是中国的改革家，也是我们民国的创始人。”“他比我年长许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的崇拜者，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的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在宋庆龄的眼中孙中山不仅是自己的丈夫，而且是自己可敬的师长。她告诉挚友：“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是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及至晚年她仍清晰地记得：“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每当夜晚，“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书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特黎爵士和他的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作为助手，宋庆龄为孙中山起草电文、信函，为孙中山誊写和打印文稿。她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这样描述：“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在她的协助下，孙中山继1917年完成《民权初步》之后，于1918年完成《实业计划》，于1919年完成《孙文学说》，这些著作后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正如论者所指出：这些工作“加深了她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促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她亲历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为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苦苦求索的过程；参与了孙中山对其革命实践活动的反思；陪同孙中山接待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使者；参加了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创造活动；目睹了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后，其“人民革命计划”取得初步成果。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岁月使她深深体会到：当“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的愿望中，这就足够了。”(宋庆龄：《致阿莉》，191 7年2月22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等北上，准备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谈判。不幸的是他本人却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这是宋庆龄人生经历中的又一重大事件。爱泼斯坦曾这样描述孙中山的去世对宋庆龄情感世界的打击：“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
多年以后她这样告诉自己的挚友廖梦醒：“在孙博士去世后几天里，我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我把自己藏在一间黑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
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不仅意味着她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而且意味着她从此要独立地去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这包括她要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做出判断，要根据这种判断确定自己的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她再不能默默地在幕后工作，而必须走到台前。这意味着她必须战胜自我，因为“孙先生之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宋庆龄：《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谈话》，192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