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与周恩来总理的友谊真挚而深厚，一直在文艺界传为佳话。无论在解放前因受军阀迫害身陷魔窟时，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武训传》受批判,以及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时,周总理总是在赵丹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出手相助，帮助他渡过难关。
误闯新疆受害入狱 周恩来多方营救
“七七事变”后，赵丹参加了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的公演，并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就是在这次报告会上，赵丹与周恩来相识，并且一见如故。赵丹被周恩来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折服，周恩来也被赵丹的革命热情、艺术才华所吸引。此后，周恩来经常在一些场合由衷地对别人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也经常会发自肺腑地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
1939年，王为—要出版他的剧作，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枚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以及一些《新新疆画报》。这些书刊对社会主义式新疆的描写曾诱惑了大批的内地人，之前已有茅盾等人去了。这些美好的前景同样诱惑着赵丹、王为一等这批政治上还天真幼稚的青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是，盛世才表面上大力宣扬 “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是在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一些人。盛世才真正实行的是特务统治。
赵丹和好友徐滔(桂林由洪深领导的一个剧团的负责人之一)、王为一、朱今明四对年轻的夫妇，带上一位搞作曲的叫易烈的年轻人和出世四个月的苗苗，一行10人准备奔赴新疆。
在去新疆之前，赵丹曾向党在重庆的文化界领导人阳翰笙、郭沫若汇报了这一打算。阳翰笙听后说:“有这样好的一个地方，我也想去了。”但他较为慎重， 又说:“我要先问一问，听我个回音，你们再走。”他当时所说的“问一问”，是指要向周恩来问一问。周恩来刚到重庆，尚未直接出面与文化人联系，也不知道赵丹他们有去新疆的打算。可是，事有凑巧，去阳翰笙处不过两天，重庆发生了大轰炸。赵丹等人居于重庆南岸，阳翰笙住在市县，一时无法再联系上。重庆这一形势更促使赵丹他们急于启程。找不到阳翰笙，他们就去向郭沫若辞行。郭沫若听说他们要去新疆，也十分高兴，认为这几个年轻人很有志气，很是鼓励了一番。告别了郭沫若，来不及再找到阳翰笙听他的回信，赵丹等人便离开了重庆。除原定的10人外，还有杜重远和史枚两家人。
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的本来面目，其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这时又听了阳翰笙关于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的汇报之后，顿时心急如焚起来。出于对铤而走险闯新疆的赵丹等人身安危的考虑，周恩来立即派出阳翰笙、冯乃超等去追赶赵丹一行人，想把他们从走向魔鬼的峡道上唤回。但是，冯乃超等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只差一天，这时赵丹他们已经过了“新新峡”。一过此峡，已经无法再唤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