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时似乎已经预感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会见的最后，他告诉美方他已不再担任军委主席，并语重心长地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句话既表现出他对中美关系前景怀有信心，也表现出他估计到搞好中美关系的长期性。以后的实践表明，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他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话的轮廓前进的。
四、启示
中国对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的应对对中国外交走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整个过程，邓小平对此问题的处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一）处变不惊
小平同志是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们这批人是在中国革命极为艰巨、复杂的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经过大风大浪和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无论出现何种险恶的形势，他们都能够处变不惊，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小平同志能够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沉着应对，这来自他对全球形势的全面分析和观察。小平同志指出：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4页。
正是由于对于全球形势进行了客观和深刻的分析，相信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迎来了光明。由此可见，处变不惊并非盲目的自信，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二）把握时机
邓小平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考虑方案，不是在7月2日一见斯考克罗夫特时就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提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美方对形势尚在观察之中。在时机不好的时候，再好的建议提出来也白搭，一定要注意掌握时机。经过了几个月，中国国内政局走向稳定日益明显，国际上的对华态度也开始出现部分松动，邓小平在10月10日见基辛格的时候，提出了包含四条建议、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揽子方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六四”已过去了几个月，它对中国的形势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中国的政府是稳定的，美方也开始想解决这个问题。接触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提出方案，而方案提出的时机很重要。
此外，选择合适的对象提出方案也很重要。解决中美关系需要战略眼光，而基辛格是有战略眼光的人。从他本人来讲，他对于自己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那段经历是很自豪的，也不希望现在中美关系恶化。所以，我们对他讲的话他能理解，而且也能准确地反馈到美国的最高层。
邓小平提出的四条建议，就其内容来说，既考虑到了中国的利益，也照顾到了美方的利益，对美国人来说，是比较公平的，所以美国人能全盘接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正是因为时机好，人选得好，内容好，所以最后美方还是接受了，证明了小平同志的判断。
（三）分清主次
外交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国家的利益要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
搞外交的人，脑子一定要清楚。怎样才能做到收放自如？就是要懂得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抓住大的不放。中美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对双方有利，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小平同志是有“大智慧”的人，“大智慧”就在于对大利益、核心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并且牢牢抓住。
（四）指明方向
1989年12月10日，小平同志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0页。这一番话寓意深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处理国际关系看准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方向是奋斗的目标，方向是事物发展的大趋势，方向也是信心的来源。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的方向，指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双方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指明方向对于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