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对抗战逐渐丧失信心。
1939年 12月，阎锡山挑起了反共的“晋西事变”，毛泽东等一直采取了克制态度，多次指示“不公开刺激阎锡山”。事变发生后，1939年 12月20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前往秋林，当面向阎锡山讲明利害关系，做调解工作。
1940年 2月 23日，毛泽东起草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信，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告知派肖劲光和王若飞前往谈判。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把信交给肖劲光，并对肖劲光和王若飞说：
“你们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 ?抗战初期，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
25日，肖劲光和王若飞持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准备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肖劲光他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肖劲光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回答。这显然是在有意刁难。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肖劲光等人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明说的问题，他们也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
肖劲光和王若飞为了圆满完成转交毛泽东信件的任务，坚持要与阎锡山面谈，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他们。
这位在山西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军阀，这时候已经是老气横秋、步履维艰了。他在阅读毛泽东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肖劲光和王若飞当然不会轻易让步。
事后，当肖劲光、王若飞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肖劲光、王若飞把毛泽东交代的那些话，都原原本本地对阎锡山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阎锡山接受了我党的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这些协议，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都是有利的。后来，1945年8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率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发动进攻。
阎锡山与太原日军高级人员往来甚密，大有投降之意。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派王世英对阎锡山进行苦劝，抑制了他的投降活动。
毛泽东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1948年 9月，毛泽东派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到太原前线劝降。其后在一次与徐向前谈及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时还提出：如果有这种可能，就尽力争取。阎锡山如同意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军队开到汾(阳)孝(义)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去，麻烦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