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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状元张謇国变时办厂 称与赚钱无关

  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至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十年不得志的幕僚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利用。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但是,募股却很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张謇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就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一年半下来,那6个一开始跟着他玩的商人也先后跑了几个,到1896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候,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帮了大忙。他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两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没有用处,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需花去6000两。聊胜于无,走投无路的张謇硬是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两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就在这种时候,他还上了一回盛宣怀的当。作为江苏同乡,神通广大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资金,两人还一本正经地亲笔签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谁知合同一签,盛宣怀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两银子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终于又过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才能。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作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两荤两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管理水准。由史料可见,张謇办厂,唯一沾了点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除此之外,大生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

  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成时尚。戊戌变法仅仅一年多后,风雨飘摇中的国家再遭劫难。

  吴晓波

编辑:何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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