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烈士倒下去,千万个志士站起来
《前哨》出版后,为了使这份杂志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冯雪峰决定将《前哨》第二期改名为《文学导报》,于1931年8月15日出版。刊物至同年11月停刊时一共出了8期。除了办好这份杂志外,冯雪峰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重振“左联”的工作。五作家被害后,左联人数从90人降到12人,可见五作家等人的被害对左联的打击是多么的巨大!而冯雪峰正是在此紧要关头被党组织安排接替“左联”书记职务的。在险恶的环境中,冯雪峰置自己及家人安危于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无私情怀。楼适夷在《怀念雪峰》一文中提及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完全不替自己作丝毫打算的他,个人生活弄得异常混乱而贫苦。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鲁迅先生所住的公寓底下的一间地下室里,黑得连白天也得点油灯,房间中,零乱得可怕,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回到自己家里,整天在外边跑着,差不多时常连米钱也没有。‘给我一块钱’他常常对我这样说,我便从衣袋里摸出所有钱,分一部分给他。‘想写点稿子,一点时间也没有’说完,匆匆的跑走了。我想,他也许念着给妻子买米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也说:冯雪峰“曾有一时住在我们比邻,他大约每天晚上10时才能回家,时常见他太太手拉小孩站在门外等待,饿久了,小孩手拿干面包充饥。他不管家里人的心焦,非到相当时间不回,回来饭后已11时了。”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冯雪峰以其出色的领导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左联逐渐走出了低谷。
《前哨》出版后,鲁迅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以笔为枪继续与敌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为揭露国民党残害五作家而撰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并请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怕发表此文会给鲁迅带来危险,劝鲁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但鲁迅却坚定地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中国必须有人出来说话!”1931年9月,由丁玲主编的左联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北斗》创刊,丁玲请鲁迅提供一些插图,鲁迅选了柯勒惠支的一幅木刻《牺牲》给了丁玲,画面上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他的儿子的场景。他对丁玲说:“选这幅画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1933年2月7日,在五作家被害两周年之际,鲁迅又写下了那篇名为《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文章。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抱着自己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在沈从文护送下回到了湖南,在将儿子交给母亲安顿好后,她在家里只呆了三天,便又匆匆赶回上海。冯雪峰与潘汉年闻讯前来安慰她,但她却表现得很坚强,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并向组织提出去苏区工作,因为这也是胡也频未竟的事业。与此同时,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应邀到一些大学去演讲,谈胡也频等作家被害事件,号召人们起来与黑暗的世界作斗争。同年6月,冯雪峰通知丁玲,党组织决定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丁玲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以全部的热情投入了新的战斗。丁玲的这种表现与她的丈夫胡也频的影响自然也是分不开的。沈从文在《记丁玲》一文中这样写道:胡也频的种种“不单在过去培养过那个圆脸长眉女孩子的灵魂,直到如今还应当作为这个女作家的温室与摇篮”!
一个烈士倒下去,千万个志士站起来。正是有了像左联五作家及冯雪峰、鲁迅、丁玲、袁殊这样一批批英勇无畏的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奋斗,我们的祖国才在黑暗中迎来了黎明,在奋斗中获得了新生! （袁成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