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本名学易,湖北蕲春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母亲贾仁慧出生于书香人家。袁殊早年曾在由几个进步文学青年组织的狂飙社出版部当小伙计,后担任过国民党报纸副刊编辑。北伐时期加入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脱离部队,回到上海参加了狂飙社发起的狂飙运动。1925年因不满当时报刊是“买办阶级统治者的御用代言者”,决定从事新闻事业,并于1929年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东亚预备学校新闻系专攻新闻学。回国后不久便于1930年3月16日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中心,以“不偏不倚,中立公正”为宗旨的报纸——《文艺新闻》。
冯雪峰在简单地将左联五作家等人被害的情况向袁殊作了叙述后,直截了当地问道:“现在各个报纸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新》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先前并不认识冯雪峰,但冯雪峰带来的左联五作家等人被害的消息却深深地震撼了他。一个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和良知使他无法对此保持沉默。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做这件事对于刚刚创办的《文艺新闻》来说是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怎样才能将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出来而又不至于遭到国民党的查封呢?沉思良久,袁殊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如释重负,想不到眼前这个20来岁的小伙子竟是这般的有城府。他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3期1版头条位置。此信一经刊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5号第1版头条以《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为标题刊登了两封署名为“曙霞”、“海辰”的读者来信,信中披露了左联五作家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评论道:“大批枪杀青年作家,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恐怕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上亦是很少见罢。他们为了文学竟受到这样残酷的牺牲,这恐怕不是他们意料所及,亦不是我们读者所能梦想的罢!”“他们的作品都是代社会抱不平的,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我们读者谨向他们表示我们无限的哀痛和景仰。”袁殊还在这两封信后按冯雪峰之意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10期奉酬。”实际上,这两封的读者来信均出自冯雪峰之手。不久,冯雪峰又向袁殊提供了左联五烈士的照片,并在《文艺新闻》第6号2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因为左联五作家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大家都为鲁迅的安全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导鲁迅健在的消息。为了扩大这组报道的影响,根据冯雪峰的授意,袁殊经过采访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随后又刊发了一些进步作家对左联五烈士遇难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白莽印象记》,第13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冯雪峰和袁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文艺新闻》上对国民党残害进步青年作家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巧妙揭露,深得人心,并对左联的工作方法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
《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
左联五作家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披露后,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鼓励人们起来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冯雪峰决定秘密出版一份纪念战死者专号,并找到鲁迅、茅盾、丁玲、楼适夷、江丰等人筹划此事。
柔石被捕后,由于他身上带有与鲁迅的出书合同,出于安全考虑,鲁迅离家避居在上海花园庄旅馆。当他从报纸上得知好友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在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报道后,一下子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一夜,天空如漆般的黑暗,鲁迅也被悲愤和痛苦弄得睡意全无。他走出自己的小屋,在堆满杂物的庭院中,悲愤地吟出了一首七律小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五作家被害三天后,冯雪峰来看望鲁迅,这次没有往常见面时的那种热烈畅谈的场面,两人相视无言,长久地沉默着。最终还是鲁迅以悲愤的语气打破沉默:“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弄完的!”随后冯雪峰便与鲁迅谈起了秘密出版纪念五位作家刊物的事。冯雪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印刷问题。因为在当时情形下,没有哪一家印刷厂敢于承印这份刊物。在不知吃了多少个闭门羹之后,冯雪峰好不容易经过一个本家的介绍,在上海横浜桥附近找到一个小印刷所。但印刷所的主人提出条件却相当苛刻,据楼适夷在《论左联的两个刊物》一文中称,“不仅要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不准印上报头和照片以防在印刷过程中万一引起外人注意发生危险。同时从排版到印刷必须在一个晚上完成,排校完毕后,在印刷过程中要有左联同志留在印刷所里,以便半途发 生情况有人出头去顶。天没亮印好之后,还得把成品立刻搬走,不许在印刷所停留片刻。”为了能使纪念五烈士的刊物尽快问世,对于这样苛刻的条件,冯雪峰也只能答应下来。由于印刷所不愿印照片和报头,冯雪峰便亲自动手在自己家里印五烈士照片,报头“前哨”两字则是由鲁迅手书后将两字分开,并分别找两个木刻工刻制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冯雪峰、楼适夷、江丰等人便在自己家中一一敲印报头,粘贴照片并将其与在印刷所印的正文一起装订成册。就这样,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凝聚着冯雪峰、鲁迅、茅盾、楼适夷、江丰等左联成员们对国民党反动派仇恨和对五烈士沉痛悼念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杂志”“纪念战死者专号”——《前哨》第一卷第一期于1931年4月20日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诞生了。这份刊物的出版向世人昭示了革命者继承烈士遗志、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内容除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作家致各国革命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外,还刊登了鲁迅以L·SR名义撰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和前驱的血》、冯雪峰以“文英”署名撰写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的卑劣》以及五烈士和早在1930年10月牺牲于南京的左翼剧联作家宗晖小传、照片和部分遗作。为了纪念《前哨》的诞生,鲁迅携家属邀冯雪峰一家同往一家名为阳春馆的照相馆合影留念,并在照片背面署上了“1931、4、20”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白色恐怖下诞生的《前哨》像一枚匕首直刺敌人胸膛,令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已,他们到处寻找《前哨》出版者,但却一无所获。而这本秘密发行的小刊物却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在短时间内就一下子销了3000多份,甚至超过了一些公开出版物,其中还有一部分经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传到国外,并被译成日、英、俄等各种版本,得到了德、英、奥、日等国无产阶级及进步作家的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