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加剧。维新派担心掌握军权的荣禄先动手，计划武力夺权。他们准备利用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让他夺取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100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过去史学界不相信此说，1985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档案，看到了毕永年事后追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才决定动手的。杨崇伊的奏折主要指责维新派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想把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就促使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有为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这样，维新变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维新变法对近代中国带来了哪些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虽然被西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西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第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 ”，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第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这些，都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