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觉得有时用一个精准的动词要远远胜过那些一大堆堆砌出来的形容词。
譬如，我曾给陈奕迅写过一首《shall we talk 》，里面有一句“情人只听见承诺”。这句话中的“听见”，我起先想了好多别的词，诸如“相信”啊，“渴望”啊，“想象”啊等等很多动词，但最终还是选了这个最少主观色彩的“听见”。我觉得这是最契合实情的。用“听见”这个词，有留白的味道。
您此次在大陆推出的散文集《原来你非不快乐》中有很多讲道理的文章，您近年的歌词创作似乎也呈现出“讲道理”的趋势。
林夕:是的，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个人体悟之后的一种转变，但有时候又显得太心急了。所以我在讲道理的时候，会在外面包裹上一层糖衣，把道理包装起来。比如写一个关于“孔雀开屏”的故事，我就想，要是孔雀不会开屏，是不是就不会给关在笼中呢？那我接着联想到人们的穿衣打扮，追逐时尚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时我就开始讲道理了，我写到“成全别人的眼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所以你看，我常会用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来做遮掩，把道理藏在它的身后。我希望自己能用一种聪明的手法来达到两全，不要那么直白地讲道理，而是把它们放进歌词的血脉之中，让作品自己来说话。又比如我写的《爱得太迟》，“日夜做，见爸爸刚好想呻，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一上来先写爸爸的苍老，是真实生活上大家都会碰到的情况；接着再讲感受，“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这时可以讲道理了，“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所以他们跟我说好多人看了这首词或是听了这首歌以后，都赶忙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多吃几碗饭啊。
问:您眼下这种“安乐”的心态，对自己创作有什么影响？
林夕:我现在看当初的自己，实在太“坚强”了，或者说我上了“坚强”的当。只管拼命考验自己的意志力，结果都是自己挨苦。当初我为刘德华写《观世音》，文言白话，气象很大，结果弄了五天都没有睡觉。实在是大可不必的。如今知道要“量力而为”才好。
问:您今夏为奥运会所写的一首《北京欢迎你》十分受欢迎，不知您若是有机会给上海写首歌，会怎样写？
林夕:呵呵，我已经写了呀。这次和周华健合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写了一首主题曲《大城之光》。起先我是推托的，因为不知道怎样写啊。后来华健在电话里说，你为什么不试着以一个上海市民的身份来写呢？哎，我一想，不错啊。于是就决定以这个角度来写写看。接着我检索了很多关于上海的资料，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历史。整首歌曲则是以古旧交融为基调的，因为上海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十分能融合中西、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城市。写的时候，我又故意用一些民间小调，比如“白兰花开开得正好”，这样听上去就有小巷歌谣的味道。然后再以五个字一组的排列方式来描写上海，像是“大城有大道，传统有情调，生活是创造，想象比天高”。这样子以上海普通市民的身份和心情来写上海，我觉得会更好，而不仅仅是什么口号之类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