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陈伯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以毛泽东为老师，勤奋学习，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个人道德修养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在军事教育方面学有专长、成绩显著。
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使陈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被委以军事教育重任，从红军教导队，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先后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员、教育长、校长(院长)，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作为“培养将军的将军”，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陈伯钧就依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撰写了《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于《解放》杂志。
1957年，陈伯钧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主持该院教学工作期间，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他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结合自己30多年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多次给入学的高级干部作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辅导及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并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学术研讨。当年5月10日，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学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情况，同时附上自己作的小结，请毛泽东审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满腔热忱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文革”初期竟被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抢走保密柜。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的林彪，何以对一位开国上将如此定性？显然有历史渊源可寻。早在延安时期，就曾讹传过涉及陈伯钧的两件事:
一件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讹传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曰:“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秋，陈伯钧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与毛泽东如此熟悉的关系，晋见领袖何须递什么“名片”？！而陈伯钧一向是大大咧咧的无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讹传讹地闹得满城风雨之时，他却全然不知。因他从未持名片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原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
另一件事是: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封贺龙的来信，十分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泽东。原来是有人在贺龙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泽东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对贺龙这封批评信，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日记还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做法，甚为不满。今天看来，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当时陈伯钧仍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贺龙当面解释此事，但终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挽回影响。就是这样两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任何干连，反可看出陈伯钧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秉性刚直、豪爽，还可看出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