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鲁迅反感的是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先是校长的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因为学生们早已经听厌了这种老调子，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开始的几次鲁迅托故都没有参加。为了借重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1925年10月14日，鲁迅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大有引狼入室的后悔。出于礼貌，最后，林文庆以陈嘉庚白手起家为例对“做好事之徒”作进一步的诠释。几天后，鲁迅的演说在《厦大周刊》上刊载了出来，可是经过删改后，只留下一小部分，从此鲁迅再也没有到周会演说了。而在林文庆看来，你鲁迅拿着我国学院的超高薪水，却公开反对国学，这算哪门子的道理？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进入公开化。
11月，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有人拉着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坚决拒绝了，并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校长林文庆宴请银行家邀请鲁迅作陪，鲁迅在林文庆的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但并没有去。事后鲁迅对那个“知”字解释说，是“不去可知矣”。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经费问题，林文庆以学校基金缺乏，决定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到会的人多的表示异议，林文庆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按奈不住内心的怒火，掏出两个银角，“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鲁迅这一举止，让林文庆大失脸面、十分狼狈，二人间的矛盾急剧升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与鲁迅发生直接冲突的“几个教授”，有从北京来的教授，还有原来厦门大学的教授。当时厦门大学国学院里有几个“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刚从北京来厦门任教的，公开宣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代表人物就是原北京大学的顾颉刚。还有一个就是在北京当过女师大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充任林语堂秘书的黄坚。在北京时这些人就与鲁迅矛盾重重。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热心为乡梓服务，在厦门大学工作相当勤勉，鲁迅来厦门大学就是经林语堂介绍的，二人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鲁迅对于林语堂信任黄坚这类小人，又和顾颉刚等人来往密切，曾表示过强烈不满。所以，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有人说是鲁迅和林语堂不和导致，看来有误。
这几个教授和林文庆结成了赶鲁迅同盟，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骂他们“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在林文庆的暗示下，这几个教授对鲁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有一天，黄坚突然闯进鲁迅的宿舍，满脸假笑，对鲁迅说什么“昨天吴教授的少爷已到，需要从这里搬走两个椅子”，说着就伙同来人动手搬椅子。
见状，鲁迅十分愤怒，并厉声道:“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
黄坚听后，哑口无言，神情尴尬地放下椅子溜走了。事后他攻击鲁迅“又发名士脾气了”!鲁迅听到后，提出诘问:“难道厦门的‘天条’，只有名士才能多一个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