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情况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始建于1921年，设有文、理、教、法、商、医、工7科，共24个系，有学生约400人。当时学校教职员宿舍还未建成，鲁迅暂住靠海边的生物馆三楼国学院陈列室里。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极其腐败，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鲁迅认为自己会忍受不住的，所以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每周4节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场面比较冷清。但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由此，众人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辟。鲁迅每周有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的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提到此事时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为了编写讲义，鲁迅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上课时，他能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引证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听他的课的学生个个如逢甘露，即使他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就连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鲁迅编的这些讲义，共分10章，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一开始鲁迅便批判了“仓颉造字”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说法，认为文字创造“绵历岁时”，“且由众手”；还明确指出，“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这本讲义鲁迅先在厦门大学使用，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讲义在鲁迅生前并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0卷，称《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还购置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并作了长期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9月25日，鲁迅从生物馆搬到集美楼，这里是学校的图书馆，有两层楼房。夜晚，楼上空落落的，只有靠西头的第二个房子，也就是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此外，鲁迅还给国学院研究生作专题讲演，指导研究生学习，批改他们的作业，还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他写了5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还有《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这中间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最为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