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
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
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
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对自己的绝对效忠。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时不时把房玄龄“谴归私第”、晾在一边。这么做的目的有三：一、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权臣”架空；二、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三、提醒房玄龄：虽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转了，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态度，永远不能骄傲自大、忘乎所以。
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其次，作为房玄龄而言，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尽职守，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全盘领会了太宗试图传达给他的信息，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谴归私第”的心理准备。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而且就算被停职，他也权当是度假。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朝廷离不开他，所以不管怎么“谴归”他都能很快官复原职，一点也不用担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假如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深履薄、戒慎恐惧之心，越是皇恩浩荡，越要谦逊辞让。总而言之一句话：为官要尽职，做人要低调。
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又晋封房玄龄为司空，仍旧让他总揽朝政，并且监修国史。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
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辞，实则大有深意。所谓“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那皇帝自然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换言之，臣子越是谦让，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权力交给他。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
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所以贞观十九年，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时候，他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让他“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
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
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有人突然闯进来，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那人说：“告你的密！”
房玄龄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命人准备车马，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