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因为“受欺负”最多，所以偏爱《兄弟》
刚结束欧洲七国考察的余华脸上有些许疲惫，然而语速依旧平和，笑容仍然亲切。讲座结束后，本报记者采访了余华。
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是余华的愿望。他说，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
手抄本是童年时的读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而余华童年的阅读记忆是由那些残缺不全、破旧不堪的书籍组成。“我那个时候唯一读完整的小说，是手抄本《茶花女》，当时和同学用接力的方式抄，通宵达旦。”
余华笑称，高中时接触的大多是那些逃过了“文革”初期被查抄、烧毁的命运、流传下来的“无头无尾”书。“那些书，每本经过千余人的手，到我这儿，一般是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又少了几十页，我不知道故事是怎么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不知道故事怎么开始还可忍受，看不到结尾，我觉得很痛苦，所以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到处打听，这个故事后来怎样了。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想结尾，想像力的形成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一个成熟作家会越来越像自己
余华对作家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作品推崇备至，而他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字、叙事风格却和二人截然不同，完全看不到受影响的痕迹。余华说：“川端康成教会了我描写细部的手艺，而卡夫卡把我从陷阱里拉了出来，看看世界多么宽广，让我知道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你可以用任意的方式来表达你对世界的感受。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解决了我心理描写的困顿，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益的启迪。”
余华说：“当一个作家在接受其他作家影响的时候，好比是树木在成长期接受阳光和雨水的滋养。以树木的方式，而不是以阳光和雨水的方式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健康的影响，只会让一个成熟的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努力尝试用不同风格来表达
从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余华共发表13部作品，其中3部随笔集，6部中短篇小说集，4部长篇。而几乎在各种场合，余华都不讳言对《兄弟》的喜爱。他电脑里至今存留着没有面世的作品，理由是：“自己不满意。”
“我是这样的作家，对自己发表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很严格的，只要拿得出去的，我都是满意的。公正地说，我对自己所有已出版的作品，都非常喜爱。为什么最喜欢《兄弟》？打个比方，作品就好比自己的孩子，在我13个孩子里面，《兄弟》这个孩子是被人欺负最多的，所有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哪个老是被别人欺负，肯定就最疼爱这个孩子。”
余华说，“作家究竟能走多远”是自己最近思考最多的问题。在他看来，“能走多远”不关乎写作才华，而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性格。在他的印象中，作家分两种，一种是希望能够维持固有写作风格的，另一种是为某题材所吸引，努力尝试用不同的风格来表达，余华认为自己是后者。（聂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