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做，管你什么莱坞
时代周报:可是现在拍文艺片就像打水漂，钱扔进去都没了，这样也要保护文艺片吗？
王小帅:这正是我要说的，现在文艺片的这种乱象，在于中国做电影从来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核算体系。我来给你算个账:假如一个文艺片它进不了院线，它的回收仅靠这几个方式—电视台收购，现在一般80万元，而一个电视电影立项好的话都能达到90万元，评到A级还能更高；DVD市场，我们以前卖到过100万元，现在被盗版冲击，肯定卖不了这么多钱；假如你还有一点点前途，海外版权平均算你300万元，再加上有良心的网络商给你点儿，军队、航空等媒体加起来，好，一个年轻人要拍文艺片，最多给你500万元，甚至400万元你就要拿下，这样可以保证我至少不赔钱。如果你的影片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可能就能更多地用明星，甚至介入商业广告体系，那好，可能可以再投入高一点，这么一算，文艺片的成本反而是可以控制的。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这么批评，是因为你拍不了商业片。
王小帅:这种商业模式、投入体制、明星，我知道如何操作，甚至只要我愿意烂下去，找一个烂片来模仿，而且一定要够烂，很洒狗血那种，现在是时机大好呀！比如这几年好多国外制片人抱着剧本找你，剧本一律都是外国女孩中国男孩、外国文化中国文化，非常肤浅。人家的商业强势就在这里，剧本是旅法、旅美的人写的，你根本没听说过人家却崇拜得不得了，但按照规则你还根本不能改，垃圾一样的，逻辑都不通，你说做不做？有的人觉得这是机会，是和好莱坞、宝莱坞合作，我就不做，管你什么莱坞。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贾樟柯拍《在清朝》？
王小帅:他一定是自觉地拍摄商业片，他已经想好怎么拍了，我们应该期待他在商业模式下拍出一个新的类型的电影。对贾樟柯而言，只是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表达类型，但不会把自己的牌子砸掉，质量肯定也会是上乘的。
时代周报:所以你以后也可能拍商业片？那时候票房不好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了吧？
王小帅:会的，我一直都在主动思考我要做什么，我和投资人交流也很多，等我拍商业片时一定是我主动自觉地想好该怎么拍。那个时候你可以用票房来衡量我，我票房不好就可以来批判我，我会真诚地承认我不了解观众，我失败了，我不够好。反过来讲，在还是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的时候，就不要拿票房衡量，能够评价艺术电影好坏的，是那些一直看你电影的观众，他们才是最有资格来评判你电影质量的人。
“只要能进影院，我都尽力宣传”
其实，第六代导演是最早走市场化之路的一批，王小帅一开始做电影是1992年，2002年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这十年他所经历的是中国电影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力量主要用来承受地上地下的分类、能否拍片的审查压力。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自筹资金、自己制片，当时叫“独立制片”，发行则开拓国外市场，通过参加电影节的方式，通过电视台、国外代理在世界各地卖片，这就是市场化，是在国内政策不允许时被逼出来的市场化，而且成绩不错。“听别人吹牛逼，我也不愿意说，其实我的《十七岁的单车》在2001年时，北美地区版权被SONY PICTURE CLASSICS花30万美元买下，还是保底+分账，至今都是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卖出去价格最高的。”这部电影在欧洲放得很好，意大利更是家喻户晓，王小帅有一次进餐馆被人认出来，连厨师都舞着刀跑出来见他，但在中国，《十七岁的单车》没有放映。
2002年以院线制改革为标志的中国电影市场化开始了，这不是由下而上的推动，是国家政策由上而下的全面介入，王小帅认为这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快餐性的，“不是一点点养大的柴鸡，而是加人工添加剂催胖的”。市场化伊始，中影、上影传统制片厂迅速合并成集团，“就是要制造航空母舰，要一觉醒来就能和美国抗衡，那时候想通过宁浩这样的小制作赢取市场根本来不及，时间紧、任务重、三年赶超英美，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来推大片，这资源总不能集中到你这个地下导演吧，你才是个营长，人家需要军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