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中，顽强是其致胜的关键之一
从咸丰二年底出山办团练，到同治三年六月吉字营攻下南京，曾氏为了这个胜利，整整用了十一年半的时间，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夺取南京，只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相差的悬殊，说明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角逐的艰难，其艰难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军打仗，都是败多胜少，他本人就有过两次兵败投水自杀的经历。尤其在咸丰五、六年间，身在江西前线的曾氏，常常处于太平军的四面围困中。太平军的浩大声势，令曾氏多次发出过“不可平定”的叹息。咸丰五年二月，他在奏折中对自己当时的心情有过生动的描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徬徨。”后来王闿运读到这篇折子，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出师表》无此沉痛。”
心情虽沉痛，间或也有绝望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经过一年多的家居反省后，心志更加坚定，处事也日趋圆融。他将幕僚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来勉励部属，以及调侃自己是“文韧公”等等，都说明他的坚韧顽强，百折不回的性格。终于，他等到天时，迎来转机，走上节节胜利的军事坦途。
五、强者性格的最高境界：明强
咸丰七年二月至八年六月，曾氏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氏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自那以后，曾氏不再那么一味“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事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当然，强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而恰恰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氏的九弟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老九的强有点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鄂抚不久，就严参湖广总督官文，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与，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将给朝廷难堪。于公于私，老九此举，都太不明智！曾氏深为老九的莽闯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氏反复给九弟讲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辩、行五个方面，其重要之处归结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句话上。”“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所谓明强，即明智的强，不是横蛮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曾氏这样规劝其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作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化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份。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氏者并不多见。求阙心态同样是曾氏性情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曾氏，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就讲到了求阙(阙者，空缺、亏损也)：“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第二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求阙斋记》，说明为什么要将居室命名曰求阙斋：“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从这两段话看来，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易经》。从《易经》的《丰卦》所说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他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从《易经》的《临卦》中，他明了宇宙间阳至生阴、阴至生阳的道理。
《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特点是盈、虚、消、息互相转化，没有久盈久息，也不会久虚久亏；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反之亦然。《易经》将宇宙自然这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现象以阳和阴两个符号来代表，于是可以简化而以阳至生阴、阴至生阳来概括。这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盈满是短暂的，一旦到了这种时刻，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反之，亏缺却是长期的；而盈满又是少见的，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有孤虚、地缺东南等等。
这一特点，彰显的才是宇宙自然的真相。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自然。”人归根结底得效法自然，如此才能生存得好。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那么，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有一首诗，道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得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曾氏同治二年正月给其九弟信中说：“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状态，“花好月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后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前者处在一种上升态势，接着来的将会更好；后者却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故而，曾氏认为前者好。
咸丰七年后，曾氏的思想行为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核心是以自然为法，故而曾氏求阙心态也便更加浓烈，不但不作盈满之想，他甚至还提出“天道恶盈”的观点。恶者，厌恶、憎恨也，比之于“不求”又更进一步了。他为此特别看重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这些话。他对这两句话加以阐述：“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我个人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好的心态。其好处在于：
1.不追求完美
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正因为此，“断臂维纳斯”才格外受到人们的欣赏，“月儿船”比“满轮月”更令人想象无穷。
2.注意自律
既然有欠缺是正常的，过于盈满则有可能带来灾难，那么，正处于盈满状态的人们，则需要时时保持警觉意识，要有不待“天概”先设法“自概”的想法。自概即自律。曾氏的自律手段是清、慎、勤、廉、谦、劳，即谦虚、谨慎、清廉、勤劳。除这几点外，手握重权誉满天下的曾氏，还常常向朝廷表示要分权让赏，即辞掉一部分职位，推让一些奖赏。其治家之道的核心，也是“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这种种“自概”之道，能帮助盈满者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至于因位崇权重势大名高而自我膨胀，骄纵放肆，从而招致怨恨而遭天概即人概：别人起来除掉你。
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人性有许多缺点，“贪欲”应是普遍而又为害最大的缺点。佛家要戒“贪”、“嗔”、“痴”，儒家提倡“不忮不求”，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其矛头所指都是人性中的“贪欲”。
“贪欲”或许也可以成为人类进取的一个推动力，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它给人所带来的祸患要更多些。古话说“欲壑难填”，人一旦沉入“贪欲”之中，则永远没有快乐感，幸福感。反之，“求阙”则能使人涌出满足之感，满足之感则可以生发惜福之心，惜福之心则将萌动感恩情怀，感恩情怀则将导致幸福感觉。故而，求阙心态有可能将人引进幸福之中。
缺乏幸福感，影响的只是个人情绪，更可怕的是，“贪欲”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作出昏乱的判断，甚至做出伤天害理、违反国法的事情来，到那时，则后果不堪设想。
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