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三变
曾国藩去世不久，他生前的一位至交欧阳兆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这是一段研究曾氏很重要的文字，值得细细解读。
欧阳说，曾氏的学问，最先是用功于诗词歌赋上，这是翰林院的职业所要求的，后来他跟唐鉴交往，便转向儒家学说，其后又研读汉学，博览乾嘉时代汉学大家的著作，不以宋代注经者的观点为然。在朝廷上做官时，以程朱之学为依归。出京后办理团练和军营事务，又改变而转向申韩法家之学。曾经说过要写一部《挺经》，意思是表明他的刚毅顽强。咸丰七年二月，他的父亲病故，他向朝廷呈递请假折后不待批准，便奔回原籍。朝廷上的议论对此颇为不满。左宗棠那时在骆秉章幕府，对曾氏此举大加批评，一时间官场皆附合，曾氏也感到内疚，于是得了严重神经官能症，睡不着觉。欧阳遂推荐曹镜初为他治病，曹说他的医术只能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至于心里的病得靠黄老之学来医治。曹镜初是想以黄老之道来暗示他，希望他能按黄老的学说办事。曾氏由此醒悟过来，复出后，一律以柔的原则来行事，以至于成就了这样大的功业，而毫无沾沾自喜的表现。
欧阳在这里为我们清楚地勾画了曾氏在学理修持上的三次大变化：早期在京师，从词赋之学一变为儒家之学；离开北京到了地方办团练，则从儒家之学二变为申韩之学；咸丰八年复出之后则从申韩之学三复为黄老之学。儒、法、道三家，分别成了曾氏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的主导学说。
现在来具体说说他的这个“三变”。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院。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取得了最为理想的成绩，尽管有过三次会试的经历，但曾氏的科举之道，总的来说走得非常顺利。五百年未与科目功名之列的乡村曾家，骤然间出了一个翰林，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做一个好翰林，那时自然是性格稳重的曾氏心中最大的愿望。翰林院的职责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充当皇帝的学术、文学顾问；参与各种敕撰书籍的纂修，草拟朝廷文告；会试期间充当考官。显然，翰林院是一个文化部门，读书作诗文即积累学问经营文字，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初进翰苑的曾氏，致力于词赋之学是理所当然的。吟诗作文，也是为他所喜爱并擅长的事情。翰林院除开是文化部门之外，它还是一个出干部的部门，即所谓的储才养望之地。中央各部的堂官、地方各省的督抚，不少是从翰林院里走出去的。正因为此，当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告诉曾氏为学应当以朱熹之书为宗师的时候，他欣然接受，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按朱熹的所说身体力行。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以研究理学享誉于世，当时刚从江宁布政使职位上调任太常寺卿。唐鉴对曾氏说，学问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义理这方面程朱的学问最好，考核之学多求粗遗精，琐碎而不得大义，不必致力，至于文章之学，则以精于义理为基础。文章也不必多用功，用功应在义理上。唐鉴还具体为曾氏指出：检摄于外，在“整齐严肃”四字上，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上。唐鉴教曾氏从词赋诗文之学中走出来，认真研读义理之学，其实质上是要曾氏将功夫从技能的提高转向心性的修炼上。
心性修炼就是人格的打造，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即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这是最为根本的事情。今后能不能担负起国家的重任，能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第一等重要的并不在能力上，而是在素质上。假若时运不济，不能成大事而只能做一个平民百姓，“素质”也是决定他在人群中所处状况的重要条件。
按照唐鉴的指引，曾氏为自己的心性修炼列出五门功课，即修诚、居敬、主静、谨言、有恒。
诚是理学中最重要的理念。《中庸》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
曾氏将诚作为修身的基础，要求自己“开口必诚”，做到不自欺即以诚对己，不欺人即以诚待人，将“诚”作为立世的根本。
曾氏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的一封家书中专门谈到他近日所作的五箴。其中《居敬箴》中说：“谁人可慢？何日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由此可知所谓居敬，就是指对人对事的一种敬畏心态。怀着敬畏的心态，才会有谦恭待人勤勉办事的行为。
其《主静箴》中说：“神定不慑，谁敢余侮？”“我虑则一，彼纷不纷。”说的是心神的宁静专一，这是应对忙乱甚至危急的最好心理状态。其《谨言箴》告诫自己不巧语、不闲言、不讲道听途说的话、不作夸夸之谈。所说的都是言语上应该谨慎实在。其《有恒箴》中警示自己办任何事都得持之以恒：“黍黍之增，久乃盈斗。”
曾氏以日记为督促手段，要求自己做到能慎独，即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也能按照圣人所教诲的那样去做。他早年的日记，基本上就是这种自我监督、自我约束的记录。
在此期间，他立下两个志向。一为不以做官发财为目的。道光二十九年三月给诸弟信上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二为效法前贤澄清天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给诸弟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黎庶昌所作的《年谱》中说：“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程朱之学是当时的显学，也是当政者所竭力倡导的学说。读程朱的书，听程朱的话，按程朱的思想办事，是朝廷对它的官员以及一切巴望进入官场的读书人的要求。曾氏拜极有声望的理学大师又是朝中九卿之一的唐鉴为师，一起求学的又有像倭仁这样有名气的高级官员(倭仁时为詹事府詹事)，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影响的事情，加之曾氏是真诚的，而不是借此作为谋迁升的手段，他将修身的成果应用到为人办事的实践中去：对同寅对朋友恭敬谦抑，对职守对差事勤勉端谨。曾氏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官声，于是有了他的十年七迁的红翰林经历，年仅三十七岁便跻身二品大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事。他自己曾说过：中进士十年入阁者，全国范围内包括他只有三人，至于湖南则本朝无先例。程朱之学对他心性的修炼、仕宦的腾达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三十九岁时他正式出任礼部侍部，然后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四个部的侍部，官运亨通。从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曾氏在京师做了十二年的太平军官。这十二年，不仅为他日后办大事准备了足够的位望资历，也让他的人格境界有了质的变化。这些，都不是当时其他杰出人物，如左宗棠、罗泽南、李鸿章等人所能比拟的。
咸丰二年，他在家守母丧期间，正值太平军在两湖地区燃起战火之际，他接到命他担任湖南省团练大臣的谕旨。曾氏向朝廷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求让他在家守完三年丧期，不出山办事。这道奏折后来虽被曾氏烧了，今天已不可能再看到其中的内容，但可以猜想得出，他一定是以母丧期间不宜办公事为理由，至于其他的原因，他不会也用不着在奏折中提到。那么，其他的原因有哪些呢？据笔者猜测，大约会有以下几点：
1.本人不擅长军务，也无心于此。
曾氏典型书生出身，体质与胆气都属薄弱型，对于亲历戎伍，他可能过去从未想过，且太平军声势浩大，对于能否胜任此职，也绝对是毫无把握。
2.湖南社会混乱，民心浮动。
湖南历来贫穷落后，且民风强悍蛮横，近年来因时局动荡，作奸犯科甚至暴动频发。新宁县的雷再浩在道光二十七年率众起义，声势浩大。经江忠源平定后，又有李沅发继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将李捉住，而巡冯抚德馨因剿扑不力遭逮捕遣戍。道光三十年九月，酃县、安仁、茶陵又拿获谭叙亨等二十多名企图造反者。受拜上帝会影响，湖南民间会党很多，也颇有势力，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除天地会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饯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要想安定这样的社会，是极其艰难的。
3.湖南官场腐败，办事难。
近几年，湖南巡抚一直是陆费瑔，此人与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等人相互勾结，结成一伙贪污集团，民愤极大。朝廷对湖南的吏治也很痛恨，多次下旨痛加指责。眼下，这些人虽然都已不在湖南了，但他们所留下的贪污受贿的腐败风气未变。接替的冯德馨也跟陆是一路货色，原先的人事关系仍然是盘根错节地存在。在这样的官场中，要想办成事情是很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