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鹰文化>>正文

解读曾国藩:何以十年七升却又九年虚职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点击浏览更多图片

十年七迁与九载虚悬

  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官衔从七品。到他三十七岁那年,即步入仕途的第十个年头,已官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品级为从二品,跻身朝廷大员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七迁”。经过前六次的迁升,曾氏由从七品洊升到从四品,这中间恰好六个台阶,一次升一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他一次连升四级。曾氏的这次迁升颇具戏剧性。因为不久前已经升了一级,他料想本年不可能再有好运降临,于是在这年二月写信给家里,准备请一年的长假回家探亲,但家人都不赞成他的这个想法,此事便被搁置下来。曾氏安心参加翰詹大考,名列二等第四。名次并非特别前列,却居然连升四级,真是异数!倘若家中同意他回来探亲,那么考试期间,他或许正絜妇将雏行走在湖广官马大道上,或许正在豆棚瓜架旁与父祖絮谈往事,哪来的这等官场奇迹降生!有了这一次的突飞猛进,曾氏的十年七迁才显得格外的不寻常。类似他这种经历的,当时全国范围里连他在内只有三人,至于湖南省,有清一代,则仅此一人而已。毫无疑问,曾氏是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洪福齐天。

  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受到朝廷高层重视的大员,在他日后的生涯中,却长期在从二品衔上徘徊不前,不仅品衔未上去,而且连实际职权也没有,用曾氏自己的话来说是“客寄虚悬”。直到咸丰十年四月,朝廷授他署理两江总署,“虚悬”才变成“落地”。从咸丰二年算起,前后经历九个年头。这就是曾氏的“九载虚悬”。

  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是这九年里曾氏没有为国家出力吗?九年来,他奉旨墨绖出山,创建一支军队,转战湘鄂赣皖诸省,为朝廷收复湘潭、岳州、武昌、汉阳、蕲州、九江、景德镇等军事重镇。应该说,再没有哪个人出的力能大过他了。

  是朝廷有意不授湘军将领以地方实职吗?在曾国藩被授江督之前,朝廷已先后授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授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授刘长佑为广西巡抚,而这三个人,无论资历还是贡献,都不能与曾氏比。

  是曾氏谦虚,自己不要吗?咸丰七年闰五月,曾氏在回家守父丧五个月后,接到命他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立即赴江西督办军事的谕旨。趁着这个机会,他上了一道奏疏,历陈这些年来自己办事的种种难处,而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没有实权。他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是公开地向朝廷要巡抚实职。但朝廷宁可不要他再出山,也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想,薛福成的《书宰相有学无识》这篇文章或许透露了此中的一点消息。载入《庸庵全集》的该文说,咸丰帝看到曾氏所上的攻克武昌、汉阳的捷报后,高兴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于是命曾氏署理湖北巡抚。当时,某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后,“黯然变色者久之”。于是再下圣旨,免去曾氏的署理鄂抚之职,以兵部侍郎衔的身份率军东下。

  原来,咸丰帝及中枢决策者们是鉴于曾氏在家乡的威望太高,当心若假以地方实职,则如虎添翼,或许对朝廷不利。平心而论,这个顾虑不是多余的。乱世中借朝廷名义拥兵自重,后来演变为朝廷对手的人,史不绝书,更何况湘军这支军队本就不是朝廷的兵,而是私人性质极重的体制外的军事力量,且这个“私人”又是与皇帝不同种族的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咸丰皇帝如何能放得下心!

  好在曾氏头脑清醒,他早有预防措施。湘军创建之初,他便将一个出身镶黄旗的满人塔齐布,由参将越级提拔为湖南提督,作为湘军名义上的统帅。即便曾氏如此谨慎,咸丰帝还是不放心。鉴于塔齐布陆军出身,不懂水师,咸丰帝还想调一个满人来控制水师。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只是满人台涌一时脱不了身,满人布克慎才没有来湘军水师,此一安排遂未果。王闿运写《湘军志》,用的是春秋笔法。一个“忧”字,语意丰富。其实咸丰帝心中的忧,主要是忧的曾氏军权过大,故欲调满人来分之。

  事实上,曾氏的军权也的确很大。据曾氏自己所说,当时千里长江水面上,无处不是湘军水师的战船,每一条战船上都挂着斗大的绣有“曾”字的帅旗。军威之甚,的确无人可及。假若咸丰帝微服南巡,看到这个场面,他是不是有东南半壁河山不归洪秀全则归曾国藩的感觉!咸丰帝此刻正需要曾国藩出力,自然不便削减曾氏山头,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培植湘军内部非曾系山头,以便形成数峰对峙、彼此制约的局面。笔者想,这或许就是咸丰帝不给曾氏地方实权,却将巡抚之职授给江忠源、胡林翼、刘长佑的原因。后来,当不得不把两江总督一职授给曾氏时,又迫不及待地将刘长佑擢升为两广总督,很快又调任直隶总督。这样做,为的是不能让曾氏一人坐大。至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便将左宗棠从一个布衣迅速提拔为闽浙总督,则完全是基于左手里有一支能打仗的楚军。楚军可以成为与湘军分庭抗礼的一支力量。朝廷所施的制衡术,至此则近于昭告世人了。

  笔者有时还想,曾氏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说不定他自己也得负一部分责任。问题出在那篇《讨粤匪檄》上。就文论文,不得不承认《讨粤匪檄》是一篇难得之作。文字精炼,气势闳大,尤其是针对太平军所倡导的民族大义而提出捍卫孔孟名教的口号,其立意高超深远,对于召唤读书人从军、激励士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曾氏没有想到,倘若皇帝是汉人,王权与道统是一致的,“捍卫孔孟”则无异义,但现在是满人在做皇帝,满人的王权与汉文化的道统,这之间的吻合度就有点微妙了。果然,这道檄文传到京师,满蒙亲贵中就有了关于湘军究竟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的争论。争辩的结论虽然不一定要下,但在咸丰帝的心里,肯定会更增加一分提防。

  这是曾氏文人习气惹来的麻烦。文学侍从出身的曾氏好作文,善作文,也以文章自许自负。这等百年难遇的题材、百年难遇的机会,他自然不愿放过。以“捍卫孔孟名教”来应付“民族大义”,原本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对策,也为湘军找到一个极好的团队宗旨(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上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军队”,指的就是这点),若只在湘军内部宣传执行,或只讲不写,大概不会有人来为难。怎奈曾氏对文章看得太重,他大概以为他的檄文也会像骆宾王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传之千秋万代。文人多有这个幻觉,这也怪不得曾国藩一人!

  其次,也怪曾国藩建军初期法家手段用得太过头了点。他先是在湖南参长沙协副将清德,继而在江西参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陈启迈与曾氏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在京时彼此相处得也还好,不料曾氏一掌军权,便如此不讲旧情!咸丰帝虽然循了曾氏的所请,但心里未必就没有看法。联想到他本人登基之初,曾氏便直言批评他的三大缺点,年轻的皇上或许会想:此人莫非是个大胆跋扈之辈?大胆与跋扈,都可以直接导致妄为。这种人岂能不提防?

  朝廷如此不放心曾氏,曾氏又岂能放开手脚?于是,曾氏的军事便总是败多胜少。在江西三四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弄得心力交瘁,恨不得撂挑子完事。咸丰七年二月,曾氏父亲去世,他以此为由上疏请求回籍。不等皇帝批准,便扔下江西军务不顾,匆匆忙忙奔丧,惹得官场一片哗然,左宗棠更是肆口诋骂。曾氏因此得了“不寐之症”,也就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家养病期间,江西的军事进展反而顺利些了,他颇觉惭愧,加之朝廷又拒绝他的公然求官,遂更郁闷。这时,名医曹镜初为之诊疾,告诉他“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氏由此开窍,从法家影子里走出,进入道家境界。次年复出,一心奉行“以柔克刚”、“顺应自然”等道家基本原则。咸丰十年春,江南大营被李秀成一举攻破,朝廷在四顾无人之时,只得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氏。第二年,对曾氏又用又疑的咸丰帝病逝,慈禧掌权,一改丈夫的做法,将东南战区交给曾氏全权负责。直到这时,才意味着江南战争期间真正的曾国藩时代的到来。曾氏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政人财大权一手控制,包揽把持,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拿下。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又一个转折。

编辑:何玉娟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重点推荐

点击进入金鹰新闻
图片】【评论】【文化】【环球】【中国】【社会】【法制

相关评论

热点信息

环球 中国 社会 法制 文化

热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