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没有成事的知识分子
杨度代表一大批知识分子
新京报：你写的另外一个人物杨度经历曲折，一生坎坷，你认为他的典型性在哪里？
唐浩明：杨度代表着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非常有代表性，虽然这个人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做出曾国藩、张之洞这样事业的人极少极少，大部分像杨度这样没有做出什么，杨度还风光了一下，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包袱，都没有风光过。
新京报：杨度的思想转换确实很大，曾经是“安福会六君子”，后来又支持革命。他与曾国藩、张之洞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唐浩明：最不一样的是，杨度是一个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曾和张都没有走出过国门，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杨度读了很多西方人写的东西，包括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杨度晚年为什么能够加入共产党，理解共产党人的事业？因为他早期在日本的时候已经读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了，他想到其他的方法可能不行，社会主义可能治理好中国。社会主义是把财富收于一个集团所掌握，然后把这个财富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杨度觉得这种方法可能好，对中国有好处。杨度的巨大转变，这是一个基础，不是空穴来风。
被错过的立宪机会
新京报：你说到，晚清的时候，清朝政府搞了一个新宪法，杨度就是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清政府一再错过了立宪的良机，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浩明：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的。晚清已经没有威信了，没有一种威望，不能够使得人们佩服你，这很关键。哪怕慈禧没有死，强行推行新政改革，恐怕也不行，因为她失去了人心。
新京报：那晚清的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吗？
唐浩明：原因是有一个革命党在对抗，而且对抗了很多年。他们提出了很多口号，比如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符合汉族人的心理。即使清朝政府那个时候不那么自私，做法本身没有什么很多可以指责的，她也没有办法领导中国，她已经失去了人心。人民已经非常绝望，从上到下，从比较有良知的官员到代表着国家意志的知识精英，以及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已经失望了。
民心所向决定历史走向
新京报：应该说，当时的人们都希望改变现状。
唐浩明：以我对晚清那段历史的研究，从上到下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这一点是一致的，至少是占主流的，知识界普遍都有这个需求，包括比较正直一点的官员也有这个诉求，但是他不可能像学生一样表现出来，因为学生是自由之身。右派和左派只是在行为方式上的不同，陈独秀等人创建的共产党和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都是要救中国。
我认为，从晚清到眼下，中国实际上都在走一段路，走一个共同的路，从国家的执政者到代表着人心的公开诉求的知识精英阶层，甚至到普通老百姓，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都是在寻找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走出封闭的中国，寻求一条使中国富裕强大的道路，到现在还在摸索之中。
新京报：也就是说，民心所向是关键问题。
唐浩明：辛亥革命很偶然爆发，但是获得了成功，就是这个道理。像孙中山在国外他都不知道，革命爆发得到很多的拥护，一个月之内，全国18个省有15个省宣布独立。可以说没有费多大力量，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类似的情形可以联想30多年前，把“四人帮”一抓起来，全国人民就立刻欢天喜地，新政的推行几乎毫无阻挡，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因为人心思变，而改革则顺应了民众需求。
■ 记者手记
幸福的知识分子
唐浩明很忙。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采访被多次打断。作为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前任总编辑和现任首席编辑，唐浩明有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他告诉记者，修订再版的《曾国藩全集》计划出31本，总字数有一千五六百万字，现在大概有七八本已经在发稿了，争取到明年底案头工作完成，后年上半年把修订好的书一次性推出来。
作为“曾国藩的隔代知己”，唐浩明不愿意谈自己的过往。当记者和他论及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时，唐浩明眉飞色舞，非常兴奋。他说，自己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修订《曾国藩全集》：这十多年发现了很多曾国藩的新史料，尤其是台湾故宫博物院出来八大册曾国藩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奏折的录副本，当时的大臣给朝廷上奏，军机处照抄一份，叫军机处录副，这个东西就保留在朝廷了，折子后来还是发给本人。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曾国藩的后人带到台湾去的，现在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部分新材料，就是这次修订新版的基础。
有人说二月河善写帝王，唐浩明善写名臣，唐浩明对此明确表示反对：“我不是写臣子，严格讲，我写的是士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讲究自己内心的修炼，讲究操守，讲究以天下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传统的士人所依附的基础。这跟做官是两回事，怎么说我唐浩明是写臣子的呢？”
唐浩明强调自己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抱负。而能以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为事业且卓有成就，唐浩明显然拥有知识分子的幸福。当他漫步湘江堤岸，远眺橘子洲风景，看滔滔逝水不舍昼夜时，胸中可曾涌起过与曾国藩同样的家国情怀？
采写/摄影 记者 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