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命天子”到“反共强人”】
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西进入川，也曾再创短期辉煌，两年时间内红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听闻喜讯后高度赞扬。张国焘在川南军民中名声大震（但他同样犯了在鄂豫皖苏区时的错误：“肃反、镇反”扩大化，错杀大批革命者）。对于成绩，他从来不掩饰得意：“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
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要求大举“进剿”红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张国焘日益疲于应付，根据地越缩越小，困难越来越多，他开始感到“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事实上，他此时也“对苏维埃运动失却了信心”。（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最终，张国焘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懋功两河口会师，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了历史性的“雨中热烈拥抱”，但分歧与矛盾并不因为热情而消亡。两军实力差距明显，红一方面军只剩一万余人，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数倍于它，且相对物资丰富。朱德曾向张国焘感慨：“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的记录更为形象：“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实力派”张国焘开始了徐向前元帅所说的“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的“反党三部曲”。但“自立中央”显然缺乏支持，日后他自己回忆起来也感觉这只是一场闹剧、“一个插曲”。
不乏整人经验的张国焘非常清楚，对他的“清算”终会来临。1936年与中央会合于保安后，他一直惴惴不安，疑惧，心情晦暗，不得不成了党内“闲人”，写检讨书，参加检讨会。贺龙在会上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轰轰烈烈的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在全军上下开展了3个多月。当王明神秘兮兮地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都是托派”，已被枪决时（这两人是张的得力干将）——张彻底崩溃了。
1938年清明节，借着祭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终于下决心实现他生命中的第三次“大弃逃”。这一次，再不是“路线”错误的问题了，“叛徒”之称无可争议。
然而，抛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最终发现日子并不好过。这位震动国民党上下的“反共强人”，被蒋介石分配给戴笠后，一直拿不出强硬的“反共业绩”——连戴笠的手下都敢对之呼来喝去、肆意凌辱。1949年后他不得不再次“抛弃”国民党，迁居香港，1979年的一个寒冷之夜客死于加拿大的老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