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陈独秀：失意中的重聚】
历尽沧桑，张国焘与陈独秀于失意中曾有难得的重聚，陈独秀谈起当年往事：“民国十年前后，张国焘带着十二名主持北平学运的学生去上海做宣传工作，国焘为领队，最为努力，不论风雨，每天挟着我在北平主编的《新青年》报刊沿租界马路商店散发，并叫‘群众运动’。张永远改不了萍乡土音，把‘群众运动’说成萍乡土话：‘同顿唔顿’，路人不知他说的什么，就把张起名‘顿顿顿顿’。”张国焘听了，大笑，并不否认。“民国十年前后”，正是张国焘（也可说是陈独秀）的“风华正茂”时——只20年，两位党的创始人因各自原因都已“出局”。这大笑里，是否有“樯橹灰飞烟灭”之感？
说张国焘叛党，但并不能说他背叛了“主义”——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真正信仰“主义”。原初的想法只有两个字“救国”，其他的一切只是他在五四时期恰遇的救国“手段”。固执己见，但从来不固执于“主义”——所以，他敢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央、反对一切他认为“不对”的上级指示，甚至两次与陈独秀商量另外组党（陈始终没有同意）。
其实，早在1924年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时，张国焘就叛变过一次了，他供出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名单，并在狱中写下这样的自白：“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与后世“修成正果”的坚定革命者相比，“善于放弃”的张国焘实在该“自惭形秽”。但这样的人，也产生于五四时代——这是“五四”之复杂、特异，还是“五四”之“泥沙俱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