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到“三大”：张国焘的高峰与低谷】
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并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迫使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重回北大——等待他的，将是李大钊以及李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
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急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大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共产主义运动。“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正式踏上政治舞台。
此时，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已背负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前来中国，很快和李大钊、陈独秀取得联系。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南陈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经众人推举，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不久，他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俄参加“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领导人。历史继续青睐于他：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仍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 张国焘正沉浸于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但风暴很快来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走向低潮，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分歧，不同意后者主张的“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之路线。但马林动用“尚方宝剑”，迫使多数人同意“国际决议”——与“共产国际代表”较量，张国焘焉有不败之理，张与陈独秀等人的矛盾也于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中共三大选举，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仅得到40票中的6票，连候补执行委员也没当上。他开始品尝惨败的滋味。
张国焘又是一个固执的人，虽已败下阵来，依然坚持“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
1923年1月，孙中山接见赶赴广州即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一直怀有满腹疑问的张追问孙中山：“不知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指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第一条的规定），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未得到认真回应，张国焘继续拿此问题追问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以致李大钊开口了：“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国共上下正处于合作的兴奋中，张国焘处处“刁难”，最后连他自己也感觉到“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意态消沉、不受欢迎的他，国民党一大还没召开，就做好离开的准备了。
【“张主席”：鄂豫皖的“园丁”与“大人物”】
【“张主席”：鄂豫皖的“园丁”与“大人物”】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开始“系统地改造党”，派中央代表深入各地党组织。张国焘主动请求前往鄂豫皖。
1931年3月，周恩来委托顾顺章负责张国焘、陈昌浩的“秘密旅行”，张国焘对这位特科人员不无好感：“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令人佩服。”（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但正是这位“能干”的顾顺章，完成此次护送任务后并未立即返沪，而是逗留汉口表演他的魔术“才华”，突遭逮捕并很快叛变。幸亏张国焘等人临时下车换道，两头围捕的国民党特务扑了一个空，无意中逃过一劫。
到达鄂豫皖后，张国焘“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改革”。他督促每人“至少种五棵南瓜”，很快解决了最紧迫的粮食问题；领导反“围剿”战役，不断取得胜利；纠正乱打土豪风气，实行拥军优属政策，三个月内有一万余人参加红军。但他也同时实行“肃反”，杀害异己……红四方面军后来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的人民口口相传中央来了一个大人物“张主席”——这是张国焘生命中的第二个高峰。
但他的“高峰”似乎从来不会长久。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多年后，张国焘回忆起这段辉煌与沉落：“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