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尴尬
对于性交易“非罪化”，中国在道义和法律上依然没有发生松动的痕迹，但是在实际层面性交易“非罪化”似乎已经开始起步。这种“法律未动，操作先行”的起步，正在遭遇着中国式的尴尬困局。
在中国现行的行政体系下，对于性交易有两块相互独立行政系统进行监控和管理，它们分别是：卫生部和公安部。公安部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法规对性交易行为进行打击，而卫生部作为国家卫生防疫部门，对于性交易而产生的疾病传播的监控责无旁贷。在不同的职责诉求下，公安部和卫生部在对待性交易的态度上南辕北辙。公安部系统下的基层民警在“扫黄打非”的执法中扮演着维护中国法制尊严的“黑脸”，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同时为了有效控制性交易中产生的疾病传播，卫生部下属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CDC）正试图扮演“红脸”，努力通过各地NGO来接近性工作者，向她们宣讲疾病防治知识，以及派发安全套。2007年卫生部会同商务部组织制定的《沐浴场所卫生规范》的意见稿中，明确要求沐浴场所内应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从现实需要出发，卫生部在这一规定中的姿态已经显而易见地暗合了“性交易无罪化”……
青岛姐妹行健康工作组是针对青岛女性性工作者开展健康干预最早的NGO组织，其工作组负责人李秀芳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世界博览》说道：“目前很多地区开展了‘安全套100%’项目，但是由于各地‘小姐行业’情况不同以及各地疾控部门工作力度的差异，该计划的进展也不同。国外慈善资金捐助给CDC（国家疾控中心）后，CDC将资金下发到各地疾控部门。NGO向各地疾控部门提交项目计划，申请经费开展工作。定期我们将工作中掌握的数据提供给青岛疾控部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是为了宣传疾病防治知识，请进来是让‘小姐’和‘同志’免费进行艾滋病的初筛与梅毒的检测。有时候为了工作更好地开展，我们定期组织针对她们的健康讲座，会后我们一起与她们共进晚餐，发放小礼品，让她们感受到我们是在真正关心她们、服务她们的，与她们交朋友。在我们开展工作的早期，我们的工作人员曾被执法民警带走。和小姐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她们总是通报我们相关情况，让我们工作时避免和民警产生误会，毕竟警察主要打击的还是嫖客。目前我们的疾控工作，已经基本覆盖了青岛市区的中小型娱乐场所，但同时由于情况较为复杂，在大型高档洗浴中心疾控工作并不好开展。”在谈到工作中的感受时，李秀芳医生的学生也是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李洋感慨地对《世界博览》说道：“我们的工作很重要！毕竟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活跃在基层开展疾控工作的是像我们一样的NGO。但是由于观念上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得不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同，认为我们总是和下三滥的小姐搅活在一起，但是目前的现状是：我国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已经超过了70万人，而且艾滋病的传播在我国正处于增长期。提高小姐对艾滋病的认识，非常重要，应为这个行业流动性太强了，老板一旦得知小姐感染艾滋病或是性病，小姐就会被解雇。得病的小姐就会前往其他地方继续从事卖淫活动。如果小姐了解艾滋病的危害，并且得到社会的关怀，她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艾滋病的传播，这正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信念。我虽然是青岛姐妹行的工作人员，但同时也是青岛大学皮肤性病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十年间，李老师默默的为了这个事业奉献了太多太多，而我仅仅从事该工作很短的时间，就已经体会到其中的太多无奈与心酸，愿我们这些麦田守望者们不再孤单，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真正去理解和重视这个工作，仅仅依靠NGO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008年11月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外界透露：目前中国以暗娼人群为目标的干预措施已扩大到全国所有县(区)，2006年国家行为监测数据显示，暗娼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从2001年的14.7%，上升到2006年的41.4%，有效地降低了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对此成绩活跃在基层，对高危人群推行健康教育的NGO功不可没。■
